第50章 强明竟不如两宋？

“彼时铜钱白银比价虽时有波动，然一贯钱大抵合一两白银。宋人岁入盐课二千余万两银啊陛下！而我大明”

他手指颤抖：“纵是万历初年太仓充盈之时，盐课也从未破三百万两！”他惨笑一声：“今年却连五十万两都收不上！这是何等悬殊！”

“至于商税，两宋之收更是丰盈，《文献通考》有载：北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天下课利（主要即商税）岁入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贯！

南宋偏安一隅，仅临安（杭州）一府城北税务，岁入竟达百万贯之巨！”他指着户部账簿：“而我朝，永乐全盛之世，全国商税总计也不过百万两有余。隆万以降，逐年递减，去岁……”他艰难吐出数字：“三十五万七千两！连仁宗时北宋的零头都不足！”

“此非国力盛衰之别，实为国策歧路！”毕自严声音已近嘶哑，官袍下的脊背因激动而震颤：“宋室不耻言利，无‘天子不与小民争利’之清谈！其鼓励通商，设市舶司于泉州、广州、明州（宁波），岁入巨万！其城关征‘住税’（交易税）、水道征‘过税’（流通税），制度严密，执行较力！虽有胥吏扰民，然大弊未生！”

他猛地抬头直视皇帝，目光如炬：“而在我朝，陛下，商税竟被视为‘末技小利’，士大夫耻言征税，视税吏如贱隶！税关或被裁撤，或被官绅视为私产！”

“官员征税不力，考课不查；胥吏征收，则唯以敲骨吸髓为能事，正税十不存一，民怨沸腾！更有官绅、太监、豪强把持市镇关津，明夺暗抢，不纳一文税赋！

我大明江南市镇、运河沿岸，富庶繁华远迈汴京临安，商贾云集、百货辐辏之景象，不下《清明上河图》！然，这泼天的富贵、流淌的银钱，朝廷竟沾手不得？竟涓滴不入太仓？此非天灾，实乃人祸！”

随着毕自严将宋明两朝这触目惊心的盐税、商税收入差距赤裸裸地摆在御案上，并将根源直指制度优劣与国策导向，暖阁内的空气仿佛被彻底抽干！

那熊熊燃烧的炭火也失去了温度，只有毕自严嘶哑的声音，如同历史审判的丧钟，在这小小暖阁中回荡！

宋朝能靠商税盐利支撑巨额的军费、养兵百万、供养庞大的官僚体系、甚至在丢失半壁江山后还能苦苦支撑，而大明，坐拥远超南宋的人口、疆域和（至少是潜藏的）更繁荣的商业流通，其财政汲取能力却衰败至斯！这是何等的失败！何等的讽刺！

那三百万两的库存，九边如海的欠饷，西南平叛的缺额……在这一刻都找到了最根本的答案——不是国家贫弱，而是国家无力收取自己应得的财富！巨额的财富，在皇亲国戚、权贵士绅、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截留中，在制度性梗阻的泥潭里，化作了泡影！

徐光启同样被这跨越时空的对比深深震撼。作为一个通晓西学、深知火器军备耗资巨大的实学家，他更明白一个孱弱得几乎枯竭的国库，根本无法支撑起他那锻造“铸炮强军”的梦想。无论是西山铸炮，还是重建海运，甚至只是维持辽东残局……都需要金山银海的支撑！

徐光启也被深深地震撼了，他也未曾仔细盘算比较过，竟不知道国朝财富匮乏如此，听着毕自严由浅入深的介绍，不由也是一阵沉默。

暖阁内陷入死寂，只有炉中炭火偶尔爆出的噼啪声。

“藩禁之害、投献之风、土地兼并、盐税糜烂、商税凋零……”这几项病症，每一项都重若千钧，每一件对如今的朝廷来说，都是深入骨髓的恶疾，是蛀空泰山的蚁穴，是悬在国运之上的……五把刮骨钢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