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晋商之富

在山西这块地面上，盘踞着几条真正意义上的“地头蛇”，其中根基最深、权势最盛的，莫过于蒲州的张家与王家。

嘉靖、隆庆年间，王崇古官至宣大总督，位高权重，一手主导了与蒙古俺答部的“隆庆和议”。

这看似是化干戈为玉帛的国策，实则为其家族乃至整个晋商集团，撬开了“合法”乃至“半官方”的对蒙贸易大门。王家也借此积累了惊人的政治资本和泼天财富，其影响力在边镇根深蒂固。

而张家的上一任家主张四维，更是于万历年间位极人臣，官拜内阁首辅！张家与王家世代联姻，强强联合，形成牢不可破的“官商一体”格局。

张家坐镇蒲州，垄断河东盐利，掌控晋南绸缎贸易。他们充分利用张四维遗留的庞大政治遗产，将影响力渗透至边镇各个关节。

河东盐、晋南棉布等本应严控的战略物资，被他们堂而皇之地走私至蒙古俺答部，甚至再经由蒙古之手，源源不断地输送给辽东的后金。其粮仓规模之大，冠绝晋南，其走私通道之“顺畅”，据说连沿途巡检的官兵都需对其驼队“礼让三分”，不敢深查！

还有那“范、王、靳、乔、梁、田、黄、翟……名号或有出入，然范、王、靳、梁等几家，也是在张家、王家这两面“金招牌”的荫蔽和引领下，迅速膨胀。他们彼此联姻、合伙、互通有无，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富可敌国的利益共同体。

他眼中寒光爆射，一字一句，掷地有声，揭露着令人窒息的真相：

“仅张家、王家、范家、靳家这四家，家资总和便远超两千万两白银；这还不算其遍布天下的田庄、店铺、货栈、矿山！八大家合力，其掌握的银钱物资，足以抵得上我大明数年之赋税！”

“太原、大同、汾州，粮仓林立，动辄存粮数十万石，蒲州张家的盐仓，官盐私盐堆积如山，足以搅动数省盐价。这些，便是他们走私资敌、囤积居奇、操控市场的本钱！”

“旗下驼行马队，骆驼骡马数以千计。一次走私，便能调动数千峰骆驼、数千辆大车，形成连绵数里的长龙，将国之膏腴，悄无声息地盗运出关。”

“每年用以贿赂朝堂高官、封疆大吏、边镇将弁、税关小吏乃至臬司衙役的‘冰敬’、‘炭敬’、‘节敬’、‘买路钱’，总数高达数百万两；

山西总兵官张应昌、副总兵王国梁对下属走私“知情不报”，甚至默许亲兵参与护送，以“补贴军饷”为名，实为分肥。杀虎口参将陈洪范，此獠更是晋商走狗，其守口兵丁，明为盘查，实为放哨接应！

凡有晋商驼队，只需缴纳“买路钱”，便可畅行无阻。其营中，竟有晋商“供奉”的账房常驻。司税官更是胆大包天，对走私货物“免税放行”。

而太原、忻州、代州等府州县的知县、知州们，享受着晋商通过“乡绅”、“商号”名义送上的丰厚“冰敬”、“炭敬”。对境内粮仓异常出库、大批布匹铁器去向不明，视若无睹；

更有甚者，如介休知县，竟为晋商开具“赈灾粮”、“军需品”的假公文，助其蒙混过关。一些驿站驿丞则提供快马、驿卒，甚至利用官方驿道，为走私驼队提供“加急”转运服务，躲避沿途盘查。

而三司之一的山西按察使司，对涉及晋商走私的民间举报或低级官吏弹劾，一律被“压案不办”，或轻描淡写以“商贾纠纷”搪塞，甚至反诬举报者“诬告良善”。

而支撑这庞大走私网络的，是晋陕大地无数百姓的血泪。晋商勾结地方豪强、胥吏，以“低价强买”、“通债逼田”、“诡寄飞洒”（将赋税转嫁小户）等种种手段，疯狂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佃户，承受着“四六分成”甚至“倒二八”的残酷盘剥！

稍有反抗，轻则鞭笞，重则诬为“盗匪”送官。山西、陕西境内，流民日增，小股“杆子”啸聚山林者比比皆是，可以说晋商粮仓中堆积如山的粮食，每一粒都浸透着失地农民的汗与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