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坦白

三人组之后，婷婷跟克莉丝汀又近了一层。婷婷获得了某种她和克莉丝汀都默认的权利。她不仅舒心地跟克莉丝汀谈自己的事，对克莉丝汀的事，哪怕与自己无关，也可以置喙，只是她天性含蓄，不常这样做。细想起来，这种权利类似已婚人士之间善意的干涉权。比如，某天婷婷在书架边读书，克莉丝汀在咖啡桌边赶稿子。少见她如此专注。

“写了三分之二，”她合上手提电脑对婷婷说，“离截止时间还有二十四小时，这下我放松了。要不要去哪儿逛逛，或者在家看场电影，我的小母鹿？”

“不是才三分之二吗，怎么就放松了？”小母鹿虎着脸说，“快写快写，不写完不准逛！”

克莉丝汀没有挖苦说，小蝌蚪口气不小，教训起人了。她驯服地继续写稿。

整个十月，除了周末，每天下午一点到三点，伊万上课的时间，婷婷会去克莉丝汀的公寓。起初，窗帘会立刻落下，她和克莉丝汀会紧拥在一起。激情中，时间过得很快。后来，激情趋于缓和，她们会在公寓做家常事，或者出门，消失在s城的雨雾里。在公寓，婷婷会给窗边的常绿植物浇水，或者把冰箱里克莉丝汀因为好奇买的、吃过两勺全发霉了的果酱扔掉。发现婷婷脸色疲惫，克莉丝汀会建议她上床打个盹。“我电脑上放摇篮曲，勃拉姆斯的。”白昼越来越短，气温越来越低，雨雾越来越频繁。她们会捧着热茶，并排站在窗前，看楼下开始落叶的树，听克莉丝汀喜欢的、与眼前景色相配的古典音乐。虽然不说话，却能感到彼此的存在。在婷婷的印象里，这种日子仿佛会一直延续。

十月底，认识她两个多月了，婷婷发现克莉丝汀有了变化。先是焦虑不安，类似人们找工作面试之前；焦虑了几天忽然很丧气，让婷婷想到了在酒吧初相识的那天。婷婷问她，她说没事。

“我知道是你的私事。你不想告诉我，因为我们的关系会受影响。”

“是的，不用费心。”

两人坐在厨房的岛台边。克莉丝汀说完，茫然望着婷婷。

“但我有理由相信，即使你不告诉我，它也会影响我们的关系。它已经在影响了。”

婷婷顿了顿。克莉丝汀没有反应。

“告诉我，出什么事了？我们没结婚，我没有太多要求，但我希望知道。请不要瞒我。”

克莉丝汀眼里闪过一丝恐惧，是婷婷从没见过的。

“是该告诉你。”她惨然一笑说，“早该说了，对不起。”

克莉丝汀从岛台上一个放文书的托盘里翻出一封信，递给婷婷。那是某医生写给克莉丝汀的，顶头有大学附属医院的信头。信很简略，只说检查结果出来了，请火速联系，讨论治疗方案，然后是大段关于病人隐私的声明。

“前天我打电话，他说从我的ct可以判断是恶性脑瘤。”

有利器在婷婷的心口扎了一下。她扭头望窗外，眼泪流下脸颊。原来谜底是这个，她想。一些痕迹和先兆——欢乐时没留意，静思时常怀疑——至此重现，它们提出的幽微的、一直不愿深究的问题，全都有了答案。

“你先别担心。”婷婷擦擦眼泪说，“从ct真的可以肯定吗？”

“跟以前的ct做的对比。”

“上次ct是你去我的酒吧之前做的？”

克莉丝汀点头：“不小心撞了头，怕砸破了头盖骨，进医院检查。结果照出了可疑阴影。”

婷婷抽出手机，上网搜索脑瘤的信息——可能的症状，要吃的药，手术、化疗和放疗的风险，能活几个月还是几年。边搜索边思考如何安慰身边的人。但她无法集中注意力。她们相识的情景，一起去过的地方、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已经因为沉淀显得更美的回忆，如决堤的水涌进大脑。我的爱人，婷婷在心里重复，她病了，她活不久了，她才四十岁呀。婷婷的手开始抖，眼泪再次淌下来。在抽泣的间隙，她听到了一部分克莉丝汀的话。

“第一次ct结果出来，大概率是恶性肿瘤。伊万在佛罗里达开会，我给他打电话，没说出口。那天晚上我去了你的酒吧。坐在吧台边，我心想：多少年了，时光和脑力浪费在了小事上，所以上天让我早点收场。还得受点苦。恶性脑瘤，起初的症状有头痛、恶心、昏厥、发癫痫。我一样也没有。要么ct有误，我没事，要么病暂时不重，能跟往常一样过几天。”

“患不治之症的人，常想趁还活着做一些想做但从没做过的事，我也一样。我爱画画、爱登山，这些二十年前想做，也都做了。我爱旅游、爱逛博物馆。十年前伊万经常出国开会，我跟着他去过巴黎、罗马、柏林、东京，我看过卢浮宫的画，听过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