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大象
离开金霞的阁楼，正午的毒日头已经稍微偏西，但空气里的热浪依然像黏糊的喳喳一样糊在身上。
我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件迭得方方正正的白衬衫。那不是金霞给我买的地摊货，而是我从北方带出来的唯一一件像样的东西——一件的确良混纺的校服衬衫。这种在2005年已经显得有些过时的面料，挺括、洁白，不吸汗，在阳光下会泛起一种廉价却神圣的亮光。
我穿上它，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对着那面裂了纹的镜子，把领口抹平。
我这么做，不是因为金霞怕卖药的看不起我们，而是为了去见那个人。
药局在街角的骑楼下，门口挂着一块中泰双语的招牌：“药房”。推开玻璃门，风铃叮当响了一声，把外面的热浪和腥气截断在身后。里面的冷气开得很足，没有青草膏和风油精的刺鼻味道，只有一股干燥、冷静的消毒水味。
柜台后面坐着的不是那个满脸横肉、纹着九层塔纹身的黑狗。
两个月前，泰国政府那场雷厉风行的“扫毒战”像一阵飓风刮过芭提雅。黑狗因为在后堂私卖冰毒，被全副武装的警察当街按在泥水里，那张平日里用来要挟姐妹们陪睡的嘴被警棍捅得稀烂。黑狗被拖走后不到一周，这家店就换了主人。
新老板叫林，是个二十出头的华裔，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皮肤白得像常年不见光的宣纸。
据说他是曼谷某所医科大学的肄业生，不知是为了躲避家族还是什么原因，盘下了这个店面。他来了之后，不再从黑帮手里拿那种掺了水的散装激素，而是通过正规渠道进货。价格公道，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拿那种黏糊糊的眼神在女人的胸口和胯下扫来扫去。
此刻，林正低头看书。那是一本厚厚的英文原版书，封面上印着我看不懂的英文字母，要是上学的时候认真学学英文就好了，我不合时宜地想。
“来了？”林听到风铃声，抬起头。
他的手指修长、干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和黑狗那双塞满黑泥、总是试图往姐妹们裙子里钻的手简直是两个物种。
“两盒‘神仙水’，连同上次娜娜欠的钱一同结账。”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这件衬衫一样挺括，把几张展平的钞票递过去。
林接过钱，没有像这里的其他人那样对着光辨真伪，也没有沾着唾沫数，而是随手放进抽屉里。他转身从冷柜里拿出那两盒药，轻柔得像是在拿两块蛋糕。
“还在啃那本加缪吗？”林突然问，把药推到我面前，顺手把柜台上的那本书往旁边挪了挪。
“还在读，我尽快看完还给你。”我手心里的汗浸湿了的确良面料，“但是我不懂，那块石头明明每次推上去都要滚下来，一切都是徒劳的，为什么还要说‘必须想象西西弗是快乐的’？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林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像白开水一样干净，却足以洗掉我这一路沾染的猪脚饭油腻味。他推了推眼镜，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下巴朝着玻璃门外那条被毒日头烤得冒烟的街道扬了扬。
“阿蓝，你看外头。”林的声音温润，不像是在讲大道理，倒像是在聊家常，“太阳照着那个卖猪脚饭的女人，也照着那些坑蒙拐骗的嘟嘟车司机，这世界原本就没逻辑，也不讲道理。石头滚下来是常态，想从中找意义才是自讨苦吃。”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我扣得严严实实的领口上，眼神里多了几分通透的怜悯。
“但这不妨碍我们推上去。知道它是徒劳的，却还是推上去，甚至能在推的时候哼个小曲儿——这点快乐，是我们报复这个操蛋世界的唯一方式。这不叫自欺，这叫哪怕没有路，老子也要自己走两步。”
他的眼睛在眼镜后面俏皮的一闪，仿佛觉得说脏话的自己很有趣似的，该死，他怎么这样好看，说脏话也这样好听。
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把我当成一个跑腿的小弟，或者一个怪胎。在他的目光里，我仿佛不是站在红灯区的药房里，而是坐在明亮的大学阶梯教室里。他是我在这片泥潭里唯一能仰望的灯塔，是我曾经可能成为、却永远失去的那种人——体面、博学、还有余力去思考哲学。
“这件衬衫很适合你。”林忽然说，“看起来像个好学生。”
我觉得外面的毒日头都变成了柔光。我产生了一种可笑的错觉：我和他是同类，我们只是暂时被隔绝在这张玻璃柜台的两端。我甚至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像他一样，干干净净地坐在冷气房里看书，那该多好。
“谢谢。”我低声说，脸有些发烫。
我没敢多停留，怕那点好不容易维持的体面会在冷气里凝固、露馅。我抓起药，转身走出门。
风铃再次叮当一响。
玻璃门合上的瞬间，我从倒影里看见自己——一个穿着廉价校服、满身大汗的瘦弱少年，怀里揣着那是用来把男人变成女人的激素，正准备一头扎进那个不仅推石头、还要被石头碾碎的世界里。
那一刻，林依然低着头看他的书，仿佛从来没有抬头看过我。
我费力蹬着自行车，努力地忽视胃中弥漫着的沉甸甸情绪。在海滩路尽头的“蒂芙尼”后台，有个人在等这些药。
后台的空气比金霞的阁楼还要浑浊十倍。这里混合着几百种劣质香水、发胶、人体油彩，以及那种无论怎么遮掩都挥之不去的、属于男性的汗酸味。还没上台的表演者们正挤在狭窄的过道里，像一群等待被检阅的火烈鸟。几十个大功率灯泡烤着，把这里的温度逼到了四十度。汗水不是流出来的，是被蒸出来的。
我在角落里找到了老乐。老乐那双枯树皮一样的手，正捏着一枚生了锈的细针，在一件掉了毛的孔雀羽衣上穿梭。那羽毛是二十年前的旧货，翠绿早就泛了黄，像蕉叶枯死后的颜色。
老乐是这里的初代变装皇后，据说有人曾为他开出一万美金一晚的天价——如今他眼睛浑浊，眼角堆着长期涂抹劣质眼影粉留下的深色痕迹。他眯着眼，把一枚枚廉价的塑料亮片缝上去，试图遮盖那些羽毛脱落后的秃斑。每缝一针，他的嘴角就抽动一下，仿佛那针不是扎在衣服上，是扎在他那松弛的、不再紧致的皮肉上。
“乐叔，药来了。”我把那两盒药塞进他手里。
老乐的手哆嗦了一下，那一瞬间，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就像在沙漠里快渴死的人看到了水。他迅速把药揣进怀里，那是他用来维持这副残破躯壳不彻底坍塌的最后支柱。即便早就不能登台了，他依然每天给自己注射微量的雌性激素，仿佛那样就能留住那个曾经在聚光灯下艳惊四座的“她”。
“阿蓝啊，”老乐的声音像两片干树叶在摩擦，“你看这件衣裳，这是我二十年前穿过的。那时候，这片海滩还没这么多霓虹灯，也没这么多能一晚多赚几百铢就敢去黑切的小崽子。”
他指了指过道里那些正在往胸口贴胶布、勒紧腰封的年轻“女孩”。她们大多才十八九岁，眼神里那种为了成名、为了变成女人的狂热，像极了扑向火堆的飞蛾。
“她们不懂。”老乐低下头，咬断一根线头，“她们以为割了一刀，挖个洞，就是女人了。她们不知道，那是个无底洞，怎么填都填不满。”
我看着老乐那双布满老人斑的手。阿乐说他记得那些死于艾滋病、死于自杀、或者只是在一个雨夜突然消失的姐妹。他的体内，那只叫记忆的大象并没有跑，而是老死在了那里，变成了一具沉重的骨架，压得他喘不过气。
就在这时，前台的音乐响起了。那是震耳欲聋的百老汇名曲，所有的“火烈鸟”瞬间挺直了腰背，脸上挂起那种千篇一律的、甚至有些狰狞的灿烂笑容，像潮水一样涌向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