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绒尸骨
那本相册被缓缓推到我面前，牛皮纸的沙沙声在暴雨的背景音里显得格外干燥、脆薄。揭开最后那层粗糙的包装，露出来的是一抹令人心惊的猩红。那是一本大开面的相册，封面包裹着一层厚实的天鹅绒，曾经或许是鲜艳的酒红，但在南洋湿热的空气里浸淫了三十年，如今已经氧化成了某种接近凝固血液的暗褐色。绒面上没有任何烫金的字样，只有一个个被手指长期摩挲后留下的、倒伏的光斑，像是一块被无数人抚摸过的墓碑。
少爷的手指在那层绒面上停顿了许久，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他没有立刻翻开，像是在确认某种封印是否完好。空气里那股霉味更重了，混合着相纸特有的银盐气味，像是一扇通往旧地窖的门被突然打开。
第一页翻开，没有预想中的大合照，只有一张单人像。照片占据了整个版面，黑白颗粒细腻得惊人。那是一个站在后台化妆镜前的侧影。镜前灯的强光打在那个人的脸上，将轮廓切割得如同象牙雕塑般锋利。那人正微微仰着头，手里拿着一支眉笔，眼神却透过镜子的反光，直直地刺向镜头。那是一种混合了挑衅、自恋与无限期许的眼神，仿佛笃定这个世界就是为了等待她的登场而存在的。
那是阿乐。不是此刻躺在床上那堆枯朽的烂肉，也不是一具需要依靠药物维持人形的皮囊。照片里的她，皮肤紧致得像是一层上好的绸缎，眼角的线条飞扬跋扈，嘴唇微微张开，似乎下一秒就要吐出什么刻薄又迷人的句子。她美得甚至带有某种侵略性，那种生命力透过泛黄的相纸扑面而来，烫得人眼眶发热。
“我想给她拍张好的，一直在找光。”少爷的手指轻轻滑过照片边缘，“那天她在试那个《贵妃醉酒》的妆，我刚举起相机，她就看过来了。她说，‘少爷，别拍了，省点胶卷拍拍你的大好河山吧’。我没听，按了快门。”
他顿了顿，指尖停在照片旁边的空白处。那里空荡荡的，只有岁月的黄斑。
“本来这里该有张合照的。”他的声音里没有波澜，像是在陈述一个早已接受的事实，“那天我也穿了戏服，想跟她凑一对。但她说不吉利。她说两个人要是拍进了同一张相纸里，魂就被锁在一块儿了，将来要是分开，撕照片就是撕魂，太疼。我当时笑她迷信，现在想想，她是怕连累我。她想让我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走，别在胶片上留下什么洗不掉的污点。”
翻过一页，那种令人窒息的惊艳感稍稍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庞杂、混乱的众生相。这本相册像是一个微缩的地下王国，收容了所有被阳光遗弃的幽灵。
“来，阿蓝，看看这帮孤魂野鬼。”
照片背景是那种典型的九十年代歌舞厅，霓虹灯管弯弯曲曲地拼出“大世界”三个汉字，底下是一排穿着戏服的人。不是那种西式的亮片裙，而是插着靠旗、穿着蟒袍，却露着大腿的怪样子。
“这是十年前，大概九五、九六年的样子。那时候南洋这块地界，邪门得很。内地刚开放没多少年，有钱人跟蝗虫似的往外跑，台湾的、香港的、还有刚富起来的大陆客，一船一船地来芭提雅找乐子。这边的老板精啊，一看是中国客，立马把原来的那些麦当娜、梦露都撤了，说要搞‘中华文化’。文化个屁，就是把京剧、越剧那些行头扒下来，套在人妖身上，唱两句《贵妃醉酒》，再撩个大腿，这就叫文化了。”
少爷点了点照片最中间那个，“你看这个，这个叫‘贵妃’。福建人，偷渡过来的。在老家是唱高甲戏的，正经坐科出身。来了这边，老板让他唱黄色小调，他不肯。老板就饿着他，饿了三天，给了一碗猪脚饭。他吃完饭，抹抹嘴，上台就唱了首《十八摸》。唱得那个好啊，身段那个软啊，把台下几个温州老板看得眼珠子都直了。下了台，他蹲在后门口吐，吐完了跟我要烟抽。他说：‘少爷，我这辈子算是把祖师爷的脸都丢尽了。’我说你活着就行，祖师爷又不给你饭吃。后来他跟了个烂赌鬼，把攒的钱全输光了，最后是在湄南河里捞上来的，泡得像个发面馒头。”
翻过一页，是一张黑白的抓拍。
一个瘦得像猴一样的男孩子，穿着那种老式的两道杠背心，蹲在路边吃一碗汤粉。他脚边放着一个书包，还有一双用报纸包着的红色高跟鞋。
“这是小林。那年才十六，还在读华校。白天是好学生，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晚上放了学，跑到场子里，把眼镜一摘，高跟鞋一穿，就成了‘林妹妹’。他跟我说，他想攒钱去新加坡读会计，说只要拿到那个什么证，就能去大公司坐写字楼，不用再被人摸屁股了。这孩子省啊，一碗粉都要分两顿吃。那双高跟鞋是他妈留下的遗物，跟都断了，他舍不得买新的，用胶布缠了一圈又一圈。后来呢？呵，后来有个船员看上他了，说带他去新加坡。他高兴坏了，背着书包就跟着走了。结果被人卖到了渔船上，供那帮渔民玩了一年。回来的时候，人已经废了。书包没了，高跟鞋也没了。他开始打针，打那种最便宜的激素，把自己催得像个气球。他说：‘少爷，我不学会计了，那账太难算了，还是算算怎么死比较快吧。’死的时候才十九岁，打针打死的，血管硬得针头都扎不进去。”
少爷一边说，一边翻。每一页都是一个人，每一张脸都是一个故事。照片越来越多，像是一条流淌着脂粉与泪水的河流。
有一个在后台给孩子喂奶的男人——那是个被遗弃的混血婴儿，他捡回来养，用还没卸掉的长指甲小心翼翼地托着奶瓶，那画面诡异又圣洁，像一尊涂脂抹粉的男观音；有一个在街头卖炒粿条的小贩，妆容精致得像个妖精，手里却熟练地颠着沉重的大铁锅，胳膊上全是热油烫出的疤痕，他用这些疤痕换来了供养家里三个弟弟读书的学费；还有两个躲在后台幕布后面接吻的年轻男孩，一个穿着女装，一个穿着男装，眼神里透着一种末日般的决绝，仿佛这一吻之后就是洪水滔天。
“这个，卖炒粿条的阿财。为了供三个弟弟读书，把自己阉了进宫（进人妖场子）。弟弟们出息了，嫌他脏，不认他。他就在街头炒粉，一边炒一边哭，眼泪掉进锅里，那粉特别咸。”
“这个，‘大姐头’。其实是个男的，但在后台比谁都像妈。捡了个不知道谁扔的野种，天天抱在怀里喂奶粉。那孩子长大了，偷了他的钱跑了，他气得脑溢血，瘫在床上，还得靠阿乐那帮老伙计轮流去给他翻身。”
少爷的手指略过了刚才那几页，翻到了一张黑乎乎的照片。那是在停电的后台拍的，几根蜡烛的光照着一张涂满了白粉的脸，那张脸正在笑，笑得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手里还抓着一只死老鼠。
“这是‘疯猫’。本来是个好好的大学生，学建筑的。九七年那会儿，金融风暴，家里破产了，老爹跳了楼。他跑来南洋躲债，结果被人骗进了地下斗兽场。不是那种斗鸡斗狗，是让人跟人打，穿着比基尼打。他打赢了，老板赏他一口饭；打输了，就得去陪那些赢了钱的赌客。他后来疯了，觉得自己是只猫。不上台的时候，他就蹲在房梁上，谁叫都不下来。抓老鼠吃，生吃。他说老鼠肉是甜的，比人肉干净。前年死在下水道里，被人发现的时候，尸体都被真老鼠啃得差不多了。”
少爷的手指停在了一张照片上。那是一张侧影，一个年轻人靠在后台的柱子上，手里拿着一本破破烂烂的书。
“这是阿文，文青，喜欢写诗。写的都是些狗屁不通的句子，什么‘我的灵魂是湿的’，‘月亮是烂掉的橘子’。他跟个法国游客谈恋爱，那个法国人说带他去巴黎出版诗集，他信了，把自己攒的钱全给了那法国人，让人家去买机票，结果那法国人拿了钱就消失了。阿文在机场等了三天三夜，回来后把诗稿全烧了。现在在唐人街卖猪肉，杀猪的手法比谁都利索。”
再翻，是一张让人看着心里发毛的照片。
一个男人，胖，很胖，肚子像口锅一样扣在身上。他全身上下挂满了佛牌，脖子上、手腕上，甚至腰带上，叮叮当当挂了几十个。
“‘佛爷’。信佛信魔怔了。他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投错胎、做人妖是遭报应，所以拼命求神拜佛。他养小鬼，供古曼童，每个月赚的钱全拿去买这些泥塑木雕。他跟那些小鬼说话，问它们：‘爸爸下辈子能投个女胎不？’、‘爸爸什么时候能发财？’。后来有一次，后台失火。大家都往外跑，就他往里冲，去抢他那些佛牌。火灭了，人也熟了。手里还死死攥着个被烧焦的古曼童。你说这佛祖要是真有灵，怎么就不拉他一把呢？”
少爷叹了口气，翻到一张彩色的。色彩很艳，是个婚礼现场。
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头纱盖着脸，手里捧着花。旁边的新郎是个只有半截身子的残疾人，坐在轮椅上。
“这是‘小蝴蝶’。咱们这儿最渴望结婚的一个。他每回谈恋爱，都跟人说：‘你要娶我啊，一定要娶我啊。’谈了十几个，没一个成的。最后这个是个越战老兵，两条腿都被炸没了，靠卖私烟过日子。小蝴蝶不嫌弃，说只要是个男人，只要肯给他戴戒指，他就嫁。这场婚礼是我们给办的，就在金粉楼的大堂。那是小蝴蝶这辈子最美的一天。可惜啊，好景不长。那老兵是个变态，没了腿，就在床上折磨人。他拿烟头烫小蝴蝶，拿皮带抽。小蝴蝶忍着，不敢跑，半年之后，小蝴蝶死在床上，是被活活掐死的。那老兵说：‘我不想活了，但我舍不得他，带他一起走。’”
下一页，一个看起来只有七八岁的小男孩出现在我眼前，穿着大人的高跟鞋，抹着鲜红的口红，正对着镜头比划着兰花指。眼神里透着一种令人心碎的早熟和妩媚。
“这是‘小九’。是在后台长大的孩子。他妈是个舞女，生下他就跑了。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帮人妖姐姐们疼他，但也不懂怎么教，就教他怎么化妆，怎么抛媚眼，怎么讨好男人。小九聪明，一学就会。八岁就能上台替人走场。我们都说这孩子废了，这么小就入了道。果然，十二岁那年，他被一个恋童癖的外国老头带走了。那老头给了班主一笔钱，说是带去美国收养。那是收养吗？那是当玩物养。五年后，小九回来了。一个人回来的。带着一身的艾滋病。他才十七岁啊，瘦得像把柴火。他回来找我们，说：‘我想死在家里。’他在后台的角落里躺了三个月，最后烂得连骨头都黑了。”
“还有这个，‘哑巴’。真哑巴，不会说话。但他耳朵好使，会弹琴。什么曲子他听一遍就能弹出来。他在场子里弹钢琴，弹得那个悲啊，能把客人的眼泪都弹出来。有个日本客人看上他的手艺，想带他去日本演出。但他不走。为什么？因为他守着一个人。守着那个‘贵妃’。贵妃疯的时候，哑巴就给他弹琴听。贵妃死了，哑巴就不弹了。他把钢琴盖子一合，拿锤子把自己的手指头一根根砸断了。他说——他在纸上写的：‘知音死了，留着手也没用。’”
少爷翻过一页，是一张两个人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