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避就耳”一说的重心在“避”字，有避的行为，自然不愿让他人看出，更不会有后人争论的这些细枝末节存在；若为自我代入，那也不会出现“忍情之说”和“使知者不为”的对立。张生自寓说的许多根据，都呈现出这种矛盾。】

白居易对元稹摇头：“提起《莺莺传》，我又想起被选入后世课本中那篇《氓》。”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文人写作，借此伤怀代入之人众多，可写作意图无法遮掩。

青春男女在读完《氓》后，会对男子承诺有所怀疑，不论古今之人阅《莺莺传》，应当都对莺莺之事有所怜惜思考，而非共情张生。

在他看来，元稹对张生与莺莺之恋的态度，但凡真读过文本，就不会有所怀疑。

出身贫寒的书生不顾礼节追求对方，后又无情抛弃，丑态非薄幸二字可形容。以祸水论为自己开脱，后求见莺莺，时人却称其善补过，本就是讽喻之言。

【张生认为自己在“忍情”，因为自身德行不够战胜妖孽，只能克制。元稹对此的评价是“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告诫他人别做这种事。

后半句的“为之者不惑”被认为是做了就不要感到困惑，大伙看了说这小子有问题，难道不是为张生说话吗？道德在哪里，三观在哪里，就算有时代局限性也不对吧。

但此处的“惑”，应该作“使别人感到迷惑”解。

单一的创作无法评价人物性格，纵观元稹生平诗作，他在《行宫》中写白头宫女，《织妇词》言织女不敢婚嫁，《会真诗三十韵》也是美好期冀更多，对妇女的同情贯彻始终，和他人谈及莺莺张生，与之交好的李绅叹莺莺之情，落点终在怜惜，而非赞同薄幸。

在人物塑造上，莺莺也是虽然没那么清醒，但脱离传统形象的——恋情的重心从来不在张生，而在莺莺的态度。她严词拒绝，张生只有辗转反侧的份，她决心回应，才有后来的一切。后来再嫁，回绝见面请求的，到底还是她。

“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不仅是莺莺的劝告，也是她对后来张生妻子的善意。

虽然最终还是没有脱离传统故事的套路，但《西厢记》中那个勇敢的、鲜明的崔莺莺底色，其实在《莺莺传》中，就已初见其心了。】

第117章 咱真不是那样人5

【元稹的张生自比说之所以为人深信， 除了错误的求证，也有个人形象和其他绯闻强绑定的缘故。薛涛，这个前面解释过，《云溪友议》远隔多年捏造的艳闻， 今天结合真实历史情况往细里深究一下。

先是《云溪友议》其书， 志怪故事和文人八卦齐聚， 后来被评价“失于考证”、“诲谑古圣”，属于文人激情创作产物，大多是草野传闻，不能尽信。

再看其中对元薛相关的记载：元稹听说西蜀有才女薛涛，心中向往， 任监察御史时请求出使剑门， 但职责范围也接触不到。等到他担任拾遗， 府公严绶为之牵线，常遣薛涛前往，二人相识，分别，赠情诗。

从元稹个人在官场的经历看，元和元年， 元稹任左拾遗，上了一堆奏本支持监察御史裴度，为宰相所不满， 同年就被贬走，因母丧回乡丁忧。

元和四年回到工作岗位，当了监察御史， 三月前往剑南东川查贪腐，得罪一堆人， 被排挤到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等到七月，元稹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上了新奏书，和“及为监察，求使剑门……及就除拾遗”的记载完全矛盾。

而传闻中严绶在元和四年帮元稹结识薛涛，也与史实不符。严格来讲，直到元和六年严绶出任江陵节度使，才与当时是江陵士曹参军的元稹有所往来。

流言的另一位主角薛涛身在西川，地理位置远得很，元稹一没高铁坐，二没水浒戴宗日行几百里的本事，当然没有和她见面的可能。时任节度使为武元衡，荆南的严绶手伸不了那么长。

元稹当时作出的诗也能稍微展示他入川后有多忙，“文案床席满，卷舒赃罪名。惨凄且烦倦，弃之阶下行。”满床都是案卷记录，工作尽头是烦得到处乱转，没有丁点约会的空闲。】

朱棣抚掌，光看元稹在元和几年间的官职变动，上疏，被贬，查贪腐，被排挤，再上疏，可称不易，却被街巷口舌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