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

　　“是他。张建国。”周副矿长说，声音有点抖，“真是他？死了？”

　　陆卫东点点头，问：“他什么时候来的？”

　　周副矿长想了想，说：“去年十一月底，刚入冬那会儿。说是从肇源来的，在家待不住，想出来找活干。我们看他老实，身体也壮实，就留下了。干了一个多月，还行，没出过事，也没跟人闹矛盾。”

　　陆卫东问：“他有没有说，在齐齐哈尔有亲戚或者朋友？”

　　周副矿长想了想，说：“好像说过，有个老乡在齐齐哈尔，姓什么来着……姓刘还是姓马？他提过一次，说等有空了去找那个老乡坐坐。我没细问，矿上人杂，这种话听多了。”

　　陆卫东点点头，又问：“他平时跟谁来往？有没有关系特别好的工友？”

　　周副矿长说：“跟他同屋的几个人关系还行，但也谈不上多好。他话少，不爱聊，收工了就回屋躺着，有时候一个人发呆，也不知道在想啥。”

　　陆卫东又问了几句，没什么收获。他让周副矿长把张建国住的地方告诉他，然后带人过去看了看。

　　张建国住在矿上的集体宿舍，一间屋住四个人，只有十几平米。屋里四张床，中间一个炉子，墙上糊着报纸。张建国的床位靠窗，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边上放着一个包袱。

　　陆卫东把包袱打开，翻了一遍。几件换洗衣服，都是旧的，补丁摞补丁。一双鞋，鞋底磨破了。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搪瓷磕掉了好几块。还有几张零钱，加起来不到两块钱。

　　没有信，没有照片，没有地址，什么都没有。

　　他问同屋的人：“他走的那天，有什么异常吗？”

　　一个年轻工人说：“没有啊。他那天下了班，说出去转转，就再也没回来。我们都以为他去老乡那儿了，没当回事。”

　　另一个工人说：“他好像说去找那个老乡。我问了一句，他说是肇源的老乡，在齐齐哈尔好几年了。我问在哪儿，他没说。”

　　陆卫东说：“一句都没提？去哪儿找也没说？”

　　那人摇头：“没说。”

　　陆卫东又问了半天，什么有用的都没有。

　　他站在宿舍门口，点上一支烟，慢慢抽着。冷风灌进来，烟灰飘得到处都是。

　　张建国，三十三岁，肇源人，来齐齐哈尔一个多月，初五晚上去找老乡，然后就死了。

　　那个老乡是谁？在哪儿？为什么杀他？是无意的？还是蓄意的？

　　他把烟抽完，掐灭，往回走。

　　回到市局，他把情况跟李队长说了。李队长听完，说：“查那个老乡。张建国的肇源老家也查一查，看有没有人知道他来齐齐哈尔投奔谁。还有，让煤矿那边把他的工友都问一遍，看有没有人听他说过那个老乡的名字。”

　　陆卫东说：“已经在查了。”

　　接下来几天，陆卫东又开始了连轴转。查肇源，查齐齐哈尔的老乡，查煤矿的工友。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王淑芬给他带的饭，他总是忘了吃，等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凉透了。

　　查了七八天，终于查到一条线索。

　　张建国有个同乡，姓刘，在齐齐哈尔一家工厂当工人。两人从小认识，一个村的，一起长大的，关系不错。张建国来齐齐哈尔之前，给他写过信，说要来投奔他。

　　陆卫东找到那个姓刘的。姓刘的三十多岁，瘦高个，戴着眼镜，看着老实巴交的，像个读书人。陆卫东问他认不认识张建国，他说认识，是老乡，从小一起长大的。

　　陆卫东问：“他来找过你吗？”

　　姓刘的说：“找过。年前来过一次，在我家吃了顿饭，聊了半天。他说在煤矿找到了活，干得还行，就是累点。我让他好好干，别想太多。”

　　陆卫东问：“后来呢？”

　　姓刘的说：“后来就没见过。他说煤矿忙，一个月就休一天，没空出来。我想也是，煤矿那地方，累着呢。”

　　陆卫东问：“初五那天，你见过他吗？”

　　姓刘的愣了一下，说：“初五？没有。初五我在家，哪儿都没去。媳妇回娘家了，我一个人在家待着，看了半天书。”

　　陆卫东盯着他的眼睛。那眼神很平静，没有躲闪，没有慌张。他说这话的时候，还笑了笑，像是在回忆那天的悠闲。

　　陆卫东点点头，站起来，说：“行，有什么消息再找你。你想起来什么，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姓刘的送到门口，脸上带着笑，说：“同志慢走。”

　　陆卫东走了。但他心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不是姓刘的不对劲，而是——太顺了。所有的线索，好像都顺着他指向的方向，但一到关键的地方，就断了。

　　那个真正的老乡，到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