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

广州的来信在刑侦科引起了不小的波澜。老赵拿着信翻来覆去地看，说：“这信来得太巧了。咱们刚查到郑国庆跑去了南方，信就到了。”小刘说：“会不会是郑国庆自己寄的？想引咱们去？”陆卫东没说话，把信纸对着灯光又看了一遍。纸是普通的信纸，边角整齐，不像是匆忙撕下来的。字迹潦草，但笔画有力，像是故意写得歪歪扭扭，怕被人认出笔迹。邮戳是广州三元里支局，日期是十天前。

　　陆卫东让老韩把信纸拿去技术科，看看能不能提取到什么。小张在显微镜下看了半天，说：“纸上没有指纹。墨水是普通的蓝黑墨水，哪儿都能买到。”老韩说：“那就是有人故意不留下痕迹。”

　　陆卫东把信纸收好，说：“不管是谁寄的，到了广州就知道了。”

　　出发前的晚上，陆卫东坐在炕上收拾行李。王淑芬把几件换洗衣服叠好塞进包里，又塞了几个煮鸡蛋和两张饼。“路上吃，”她说，“火车上的东西贵。”陆卫东说：“嗯。”老四抱着猫蹲在旁边，问：“爸，广州有猫吗？”陆卫东说：“有。”老四说：“广州的猫跟咱家的猫一样吗？”陆卫东说：“一样。”老三在画画，头也不抬，铅笔在纸上沙沙响。陆卫东看了她一眼，想说点什么，又没说出来。

　　第二天一早，陆卫东带着老赵和小刘上了去广州的火车。从齐齐哈尔到广州，要坐三天两夜，先到北京，再转车南下。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上站着，座位底下躺着。小刘年轻，挤到窗边占了位子，老赵靠着行李打盹。陆卫东靠着车窗，看着窗外掠过的雪原、田野、村庄。过了山海关，雪就少了。再往南，田野里的雪化得差不多了，露出黑黝黝的土地。

　　到广州的时候是第三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车站里人山人海，吵吵嚷嚷的，喇叭里报站的声音被淹没了。三个人拎着包挤出站，站在广场上，一股湿热的风扑面而来。老赵说：“这地方真热。”小刘说：“比齐齐哈尔暖和多了。”陆卫东说：“先找个地方住下。”

　　他们在三元里附近找了家小旅馆住下。陆卫东跟旅馆老板打听三元里扛大包的地方，老板说：“火车站货场那边，有的是扛大包的。天没亮就去等活儿，天黑才散。”陆卫东把郑国庆的照片拿出来给他看，老板看了半天，说：“面熟，好像见过，但不敢肯定。”

　　下午，陆卫东带着老赵和小刘去了货场。货场在火车站北边，很大，堆满了木材、煤炭、钢材、粮食。工人们扛着麻袋来来往往，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穿着汗衫，身上全是汗。陆卫东站在门口，把郑国庆的照片拿给几个工头看。一个工头说：“这人我见过，去年在这干过一阵子，后来不干了。”陆卫东说：“去哪儿了？”工头说：“不知道。他话少，不跟人来往。”

　　陆卫东又问了几个工人，都说见过，但不知道去哪儿了。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老头从货场里面走出来，五十多岁，瘦高个，穿着一件破汗衫，肩上搭着一条毛巾。他看见陆卫东手里的照片，站住了。

　　“你们找郑国庆？”老头问。

　　陆卫东说：“你认识他？”

　　老头说：“认识。他跟我住一个屋，后来跑了。”

　　陆卫东心里一动：“跑了？为什么？”

　　老头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说：“他偷了别人的钱，被人追着打。半夜翻墙跑的，连行李都没拿。那是去年秋天的事。”

　　陆卫东说：“他跑哪儿去了？”

　　老头说：“不知道。有人说去了海南，有人说回了老家。他那人，不跟人说实话。”

　　陆卫东把老头的地址记下来，决定晚上去他住的地方看看。

　　晚上，他们找到了老头住的地方。三元里一条窄巷子里的一间破屋，跟七八个人合住。老头姓陈，大家都叫他老陈头。老陈头把他们领进屋，屋里又暗又潮，一股霉味。墙角堆着几个破包袱，地上扔着鞋、袜子、空酒瓶。老陈头指着靠窗的一个铺位说：“郑国庆就睡这儿，走了以后没回来过。”

　　陆卫东在铺位上翻了翻，褥子底下压着一张发黄的报纸，报纸上写着“齐齐哈尔”三个字。他认出那是《齐齐哈尔日报》，日期是1975年12月。老陈头说：“他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这张报纸大概是忘了。”

　　陆卫东把报纸叠好，装进口袋里。他又问老陈头：“郑国庆在广州还有什么朋友？”老陈头想了想，说：“有个女的，来过几回，长得挺白净，说话带北方口音。郑国庆叫她‘小周’。后来郑国庆跑了，那女的也没再来了。”

　　陆卫东把这条线索记下来。小周。这是郑国庆在广州唯一的联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