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

第二天一早，陆卫东去了局里。老赵已经在办公室了，手里拿着一沓材料，脸色不太好。“被服厂和造纸厂的名单都拿来了，两家加起来两千多人。瘦高个，深色衣裳，这个描述太笼统了，十个人里有八个符合的。”

　　陆卫东接过名单翻了翻，说：“先从有案底的查。偷过东西的，打过架的，跟烟酒倒卖沾边的。另外，查一下被服厂和造纸厂最近有没有人请假、旷工，或者忽然辞职的。”

　　老赵点点头，说：“行，我带小刘去厂里跑一趟。”

　　老赵走了以后，陆卫东坐在办公室里，把昨天韩嫂的话又回想了一遍。她虽然添油加醋，但核心是真的——她看见了那个人。十点半，瘦高个，深色衣裳，从吴桂珍家出来，往南走了。南边是工厂区。凶手很可能就在被服厂或造纸厂以及周边几个厂子上班。他杀了人，清理了现场，然后往南走了。他不住在卜奎街，所以不怕被人认出来。他往南走，可能是回工厂宿舍，但是为什么又要回来放火呢？

　　他拿起电话，摇了摇，要了总机。“帮我接齐齐哈尔机床厂。”等了半天，那边才接通，是个男声，说是机床厂总机。陆卫东说找人事科，那边又等了一阵，才转过去。“我是市局刑侦科的陆卫东，我想查一下你们厂里工人的住宿情况，有没有住在厂里的？有没有最近没来上班的？”人事科的人说查一下，让等回话。

　　挂了电话，他看了看墙上的钟，快十点了。他想起明天通电，得去买电线。他站起来，穿上外衣，出了门。附近的供销社，走路十几分钟。他进去的时候，里面人不多，几个老太太在买布，一个老头在买烟。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男售货员，四十来岁，戴副眼镜，正在打算盘。

　　“同志，家里要装电灯，需要买什么？”陆卫东问。

　　售货员抬起头，推了推眼镜，说：“电线、灯泡、灯口、拉线开关、胶布。你家里原来有电吗？”

　　陆卫东说：“没有。那片平房刚通电。”

　　售货员说：“那得买硬线，两卷，红的一卷，黑的一卷。灯泡买白炽的，四十瓦的就够，太大费电。灯口买瓷的，耐热。开关买拉线的，便宜，好用。胶布要黑胶布，绝缘的，缠接头用的。”他一边说一边从柜子里往外拿东西，摆在柜台上。陆卫东看着那一堆东西，有点发蒙。他不懂电，但知道这些东西都得买。

　　“多少钱？”他问。

　　售货员扒拉着算盘算了一会儿，说：“电线两卷六块，灯泡四毛，灯口三毛，开关两毛，胶布一毛。一共七块。”

　　陆卫东掏钱付了，把东西装进一个布兜里。售货员又说：“你回去别自己接，找电工。这片平房通电，街道应该派了电工，你让他帮你接，别自己动手，危险。”他顿了顿，又从柜台底下翻出一个小纸盒，上面印着“多用插座”三个字。“要不要再买个插线板？现在条件好了，有些人家已经开始买电视了。百货大楼就有卖的，黑白电视机，四百多块钱一台。你家里以后要是也买电视，得有个插座插电视，光靠灯口可不行。”

　　陆卫东愣了一下。电视。四百多块。他一个月工资才一百出头，一台电视顶他四个月的工资。他想起前世那些年，八十年代中期，电视机才开始慢慢普及，谁家买了电视，一到晚上邻居都来看。现在才1980年，齐齐哈尔已经有人买得起了。他把插线板接过来看了看，问：“多少钱？”

　　“三块五。”

　　陆卫东想了想，又掏出三块五，递过去。售货员把插线板装进布兜里，说：“你家孩子，以后看电视不用去别人家挤了。”陆卫东没接话，拎着布兜出了门。

　　回到局里，已经快中午了。老赵还没回来。陆卫东把布兜放在办公桌底下，去食堂打了份饭。苞米面粥，窝头，炒白菜。他端着饭盒回到办公室，坐下慢慢吃着。一边吃一边想着案子的事。

　　瘦高个，深色衣裳，十点半从吴桂珍家出来，往南走了。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凶手。他杀了人，清理了现场，然后离开。可他为什么一点多又回来放火？中间那三个小时，他去了哪儿？做了什么？

　　陆卫东把窝头掰成两半，蘸着菜汤吃了。他在脑子里还原那天的经过——九点多，凶手进入吴桂珍家。他可能认识吴桂珍，也可能冒充买烟的顾客。他捆住吴桂珍的手脚，用枕头闷死了她。然后他清理现场，洗了手，擦掉了可能留下的指纹。十点半，他离开吴桂珍家，往南走了。

　　但他没走远。

　　如果他真的回了宿舍或者去了别的地方，就不会再回来。他回来了，说明他一直没离开卜奎街附近。那三个小时，他在哪儿？在某个能看见吴桂珍房子的地方躲着。可能是胡同口的厕所，也可能是路边柴火垛后面。他等着夜深，等着街上彻底没人，再回来放火。但他等的时候，也看见了马保山搬柜子。他认识马保山吗？不一定。但他看见有人进了吴桂珍家，又搬着柜子出来。他等那个人走了，才进去放火。

　　陆卫东把碗放下，点上一支烟。三个小时，凶手在附近等着。他知道自己必须放火，否则尸体上的捆绑痕迹和闷死的迹象会被警察发现，他杀人的事就瞒不住了。但他害怕。他需要时间给自己鼓劲，需要等心跳慢下来，需要确认周围没有人。所以他等了三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