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龙锁枭

哈尔滨火车站，像一座巨大且永不疲倦的钢铁磨床。春节刚过完没多久，年味儿还没散干净。

　　哈尔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还挂着过年时留下的红纸标语，“欢度春节”四个大字贴在拱顶下方的横梁上，墨迹已经有些褪色。空气中混合着各种复杂的气味：长年煤烟的焦苦、大列巴的麦香、劣质旱烟的辛辣，以及数千名旅客拥挤在一起散发出的汗酸味。

　　此时正值客流返程高峰。候车室的条凳上挤满了穿着蓝、黑两色棉袄的返乡人，脚边堆着扎得结结实实的编织袋；行色匆匆的机关干部提着黑色人造革公文包，在人群中穿梭；还有几个戴着红袖标的车站执勤人员，正声嘶力竭地维持着秩序。

　　陆卫东和陈强带着十几名便衣，早已悄无声息地散入了这人潮汹涌的人海里。

　　为了不打草惊蛇，陆卫东换上了一件洗得发白、领口磨出了毛边的旧军大衣，头上扣着一顶颜色发暗的狗皮帽子。他特意弄乱了头发，往脸上抹了点黑灰，手里还像模像样地提着个装着咸菜坛子的尼龙网兜。

　　此时的他，看起来就是一个进城办事、满脸土气的齐市老农。唯独那双藏在帽檐阴影下的眼睛，冷冽如鹰，正一寸一寸地过滤着视线里的每一张面孔。

　　“卫东，各进站口、检票口都已经钉死了，全是咱们的人。”陈强从身后凑了过来。

　　他现在穿着一件油腻腻的蓝布工作服，肩膀上搭着条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毛巾，活脱脱一个刚下班的装卸工。他弯下腰，佯装在地上捡烟头，声音压得极低：“但我估摸着，何广财这老狐狸要是存心缩着，在这几千号人里要把他揪出来，真比在大兴安岭里寻个松塔还难。”

　　陆卫东的目光缓慢地扫向通往大连方向的检票口，那里已经排起了长龙。去大连的火车是十一点发车，按照惯例，十点就开始检票了。现在刚过九点半，还有半小时才检票，旅客们已经开始往检票口方向聚拢。

　　“何广财跑了大半辈子山货，这种人骨子里有一股野气。”陆卫东低声分析，语气沉稳，“他换了体面的衣裳能骗过眼睛，但骗不过身体的本能。在深山老林里待久了的人，腰杆子会微微塌着，走路时脚掌抓地很紧，眼神总是在扫视周围的制高点。而且——”

　　陆卫东顿了顿，眼神微凝，“快手说过，那根铜烟袋锅子是他的命根子，也是他身份的象征。这种关键时刻，他一定会带在身上，哪怕藏得再深。”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墙上那个巨大的老式挂钟发出的“嗒、嗒”声，仿佛每一声都踩在人的心跳上。

　　十点整。

　　前往大连的检票口准时开放。铁栅栏门被推开，排队的人群开始缓慢移动。陆卫东和陈强混在人群里，一前一后，跟着队伍往里走。

　　检票口的检票员是个四十来岁的大姐，动作麻利，撕票、盖章、放人，一气呵成。陆卫东经过她身边时，她头都没抬，手里的票剪咔嚓一响，就把票根塞还给他。陆卫东把票揣进兜里，跟着人流往前走。

　　穿过检票口，是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通道里灯光明亮，墙壁上刷着“旅客您好”的标语，脚下的水磨石地面被无数双脚踩得发亮。前方的出口透进来白晃晃的光，那是站台的方向。

　　陆卫东走在通道里，脚步不紧不慢。他的目光越过前面几个人的肩膀，扫视着前方的人群。穿灰棉袄的，穿蓝工作服的，穿军大衣的，拎包的，扛袋子的，抱孩子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没有何广财。

　　陆卫东不急。他知道，那老狐狸还没到。像何广财这种老江湖，不会早早进站。他会在最后一刻才出现，混在人群里，尽量减少暴露的时间。

　　走出地下通道，站台上已经站了不少人。正月里的哈尔滨还冷得很，站台上的水泥地面冻得邦邦硬，脚踩上去，寒气顺着鞋底往上窜。旅客们三三两两散在站台上，有的靠着柱子抽烟，有的蹲在地上整理行李，有的趴在站台边往铁轨尽头张望。人们嘴里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在冷风里散开又聚拢。

　　陆卫东把军大衣的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往站台中间走了几步，找了个背风的位置站定。他把咸菜坛子放在脚边，从兜里掏出一支“大生产”烟，点上，慢慢抽着。

　　十点二十分。

　　远处传来一声汽笛，拖得很长。

　　站台上的人开始往站台边缘移动，有人大声喊着“来了来了”，有人开始收拾行李往车门口挤。陆卫东没动，站在原地，目光穿过人群的缝隙，盯着从站台入口通往地下通道的那个方向。

　　何广财应该来了。

　　果然。

　　十点二十三分，一个穿着笔挺灰色中山装的男人从地下通道的出口走了出来。

　　那人约莫五十来岁，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胸口别着两支英雄牌钢笔，手里提着个在当时极其罕见的真皮公文箱。他的发型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去海滨城市参加学术会议的知识分子。

　　他在人群中走得不快，但在每一个拥挤的节点，他总能敏锐地利用身体的侧转避开碰撞，动作极其干练灵活。而且，他的右手始终有意无意地护在右侧口袋旁。

　　陆卫东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他给不远处的陈强递了个眼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