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告捷，冰城春雷

黑河口岸的晨光，是那种惨淡的、透骨的苍白。

　　陆卫东站在检查站的值班室里，右臂的绷带已经换了新的，是孙成海从卫生所找来的医生重新包扎的。伤口崩裂得厉害，缝了七针，打了破伤风，又塞给他一板止痛片，叮嘱他回哈尔滨后必须去大医院重新处理。

　　他没有吃止痛片，把药片装进了上衣口袋。

　　窗外，边防战士们还在清点那列火车上的军火。一箱一箱的五六式冲锋枪、五四式手枪、子弹、手榴弹，还有那五十公斤海洛因，被整齐地码在冰面上，像是一座沉默的墓碑，刻着魏德海五年的罪恶。

　　魏德海已经被送进了黑河市人民医院的病房，由两名武警战士持枪看守。他的右腿保住了，但医生说子弹卡在骨头缝里，以后走路会瘸。陆卫东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没有任何表情。

　　雷明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热汤面，面条上卧着一个荷包蛋，是检查站食堂的师傅做的。

　　“陆组长，吃点东西，从昨晚到现在你一口热乎的没吃。”

　　陆卫东接过碗，用左手挑了几根面条，慢慢地嚼着。面条很软，汤头是骨头熬的，上面飘着葱花和辣椒油，吃进胃里暖烘烘的。他吃了几口，放下碗。

　　“雷明，你去跟林子栋把缴获的物证清点清楚，列一个详细清单，一式三份。一份留黑河边防，一份送省厅，一份送铁路公安局。另外，魏德海的口供笔录要尽快整理出来，让他在上面签字画押。他这条腿能不能保住，就看他配合不配合了。”

　　“明白。”雷明转身出去了。

　　陆卫东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那片被朝阳染成淡金色的雪原。他掏出那包压得皱巴巴的大前门，抽出一根，划了根火柴点上。辛辣的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缓缓吐出来。

　　他想起昨晚在冰面上，魏德海说的那句话：“宋建平才是真正的内鬼。”

　　如果这是真的，那宋建平的投案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他用“主动自首”来掩盖自己的罪行，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被魏德海胁迫的无辜者，把所有罪名都推到那个已经跑不掉的“老K”头上。等魏德海死了，死无对证，他就彻底安全了。

　　但魏德海没死。他被陆卫东那一枪打断了腿，正躺在黑河市人民医院的病床上，等着接受法律的审判。

　　这是宋建平没有算到的一步棋。

　　陆卫东掐灭烟头，转身走到桌前，拿起电话，拨了省厅的号码。

　　“我是陆卫东，接宋厅长办公室。”

　　电话转了几道，那头传来赵雷的声音：“卫东？你还在黑河？”

　　“嗯。魏德海的口供录了，他交代宋建平参与分赃的证据。组长，宋建平现在在哪儿？”

　　“还在留置室。厅长派了纪委的同志看着他，不让任何人接触。”赵雷压低声音，“卫东，厅长让我转告你，黑河那边收尾后，你立刻回哈尔滨。宋建平的案子，他要亲自审。”

　　“我知道。我坐下午的火车回去。”

　　挂了电话，陆卫东开始收拾东西。他把魏德海的口供笔录、缴获清单、现场照片，全部装进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用胶水封口，在上面盖了特案组的红色公章。

　　下午两点，黑河火车站。

　　陆卫东没有坐军机，而是选择了火车。他需要时间——时间把脑子里那些碎片拼成完整的拼图。

　　雷明和他一起上了车，林子栋带着两个边防战士押着魏德海乘坐另一节车厢，走的是押运专列，比普通客车快一些。

　　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大多是去哈尔滨办事的商人和探亲的老百姓。陆卫东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雷明坐在对面，把五六式冲锋枪用帆布袋装着，放在脚边。

　　火车开了。

　　窗外的雪原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白光，远处的白桦林像一排排沉默的哨兵，在风雪中挺立。陆卫东靠着车窗，闭上眼睛，脑子里却一刻也没停。

　　他在想宋建平。

　　如果魏德海说的是真的，宋建平就是那个藏在暗处的“老鬼”，那他的能量远不止一个联络员的级别。他在省厅干了二十年，经营了二十年，他的关系网遍布公安、铁路、边防、海关。他能在1983年让魏德海给他做一份“清白”的审查报告，就能在1985年让特案组查不到他的尾巴。

　　这样的人，不会轻易认输。

　　他主动投案，说明他还有后手。他可能已经安排好了退路，可能在留置室里等着某个消息，可能——他根本就没打算活着走出省厅。

　　陆卫东猛地睁开眼。

　　他想起魏德海说的那句话：“他在省厅干了二十年，比我会藏。”

　　一个会藏的人，不会把自己的命赌在别人的口供上。他一定有备份，有退路，有能让自己脱身的底牌。

　　这张底牌是什么？

　　陆卫东掏出笔记本，在上面写下一行字：宋建平，底牌是什么？

　　火车在雪原上狂奔，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像是一面战鼓，一下一下地砸在他心上。

　　晚上九点，哈尔滨火车站。

　　陆卫东下了车，雷明跟在后面。站台上人很多，大多是下车的旅客，拎着大包小包，行色匆匆。陆卫东穿过人群，走出站台，在广场上拦了一辆出租车。

　　“去省公安厅。”

　　出租车发动，驶入哈尔滨的夜色中。车窗外的街道被雪覆盖，路灯昏黄，行人稀少。国营商店的卷帘门已经拉下来了，只有几家私人开的小饭馆还亮着灯，门口摆着煤炉子，上面坐着铁锅，锅里的热汤冒着白气。

　　1985年的哈尔滨，私营经济刚刚起步，个体户们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政策的边界。那些敢在夜里开张的小饭馆，大多是有背景的人，或者是有胆子的人。

　　陆卫东看着窗外，忽然想起了王淑芬。

　　他在广州和黑河奔波了半个多月，家里的事全扔给了她一个人。公司的事、孩子的事，她一个人扛着，从没在电话里抱怨过一句。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臂，纱布是白的，但隐隐有血渗出来。他不想让王淑芬看到自己这副样子，但这次回来，躲不过去。

　　出租车停在省公安厅大院门口。陆卫东付了车费，推门下车，大步走进办公楼。

　　赵雷在走廊里等他，手里拿着一沓材料，脸色很不好看。

　　“卫东，宋建平在留置室里闹绝食。他说他要见你，不见你就不吃饭。”

　　陆卫东的脚步顿了一下：“见我？”

　　“对。他说他只信你，别人审他，他一个字都不会说。”

　　“走，去看看。”

　　留置室在省厅地下二层，是专门关押内部涉案人员的地方。铁门厚重，门上有观察窗，走廊里亮着惨白的日光灯，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霉味的混合气息。

　　陆卫东走到门前，透过观察窗往里看。

　　宋建平坐在一张木板床上，穿着一件灰白色的囚服，头发乱糟糟的，金丝边眼镜歪在鼻梁上。他的面前放着一碗米饭和两个菜，菜已经凉了，米饭一粒没动。他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开门。”

　　民警掏出钥匙，打开铁门。陆卫东走进去，在宋建平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宋建平，听说你要见我？”

　　宋建平缓缓抬起头。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嘴唇干裂，脸色苍白，但眼神却异常平静。

　　“陆组长，魏德海的口供，你拿到了吧？”

　　“拿到了。”

　　“他说了什么？”

　　“他说你是内鬼，你分走了三成的利润，你才是真正的‘老K’。”

　　宋建平沉默了。

　　留置室里的空气像是被抽空了一样，只剩下日光灯管嘶嘶的电流声。

　　“他说得对。”宋建平突然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是在砂纸上打磨，“我是内鬼。1982年，魏德海找到我，说他在黑河口岸有一条赚钱的路子，问我愿不愿意入伙。我当时刚调到联络员岗位，手里缺钱，就答应了。”

　　陆卫东没有说话，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一开始只是走私电子表、录音机、录像带这些紧俏货。利润不大，但来钱快。后来他的胃口越来越大，开始倒腾军火。1984年，他开始碰毒品。我知道这是死罪，想收手，但他不让。他说我上了他的船，就下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