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冬天

七月，牡丹江的热浪还没退，但陆卫东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说是行李，其实就是一个帆布手提包，里面塞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两本纪念册的复印件。原件留在了牡丹江市局，孙队长锁进了档案柜，他说等案子破了再拿出来。陆卫东没说破不破得了，只是点了点头。

　　离开的前一天傍晚，孙队长请他在市局食堂吃了顿饭。食堂不大，几张木头桌子，墙上挂着一台老旧的电视机，正播着新闻联播。孙队长打了两份菜——一份红烧肉炖土豆，一份拍黄瓜，又端了两碗米饭。他坐下来，用筷子拨了拨碗里的饭，半天没夹菜。

　　“陆组长，案子就这么放着？”他问。

　　“省厅那边还有别的案子要处理，我不能一直待在牡丹江。”陆卫东夹了一块红烧肉，嚼了两下，慢慢咽下去，“这边你盯着。纪念册上的人还在，凶手早晚还会动。只要他动，就有机会。”

　　“就怕他不动了。”

　　“不会。”陆卫东放下筷子，“他忍不住。只要纪念册上那些人还在，他就还会去敲下一户的门。”

　　孙队长没有接话。他低头扒了两口饭，又放下碗，用筷子在桌上划了一道无形的线。

　　“陆组长，那两本纪念册上的地址，我已经让所里的同事挨个做了一遍家访。凡是家里有年轻女儿在外读书的，我都叮嘱过，让她们暑假回家注意安全。如果有人敲门说自己是老师或同学，先打电话核实，不要轻易开门。”

　　“做得好。”

　　“我还在陈雪和高静家附近的几条街贴了告示，让住户留意陌生年轻男子。白衬衫、帽子、本地口音，这些特征我也都印在上面了。”孙队长的声音低了些，“但我心里清楚，这些管不了大用。他要真想动手，几张告示拦不住他。”

　　陆卫东没有说话。窗外的天还没完全黑透，路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落在食堂的水泥地面上，拖出一道模糊的影子。他想起那两本纪念册上的名字，四十多个家庭，四十多个女孩，分布在不同的城市和学校。凶手手里拿着一份名单，像是在走一条固定的路。他做完了牡丹江的几家，会不会去别的城市找下一个？

　　“你问过梁笑母亲，她女儿在学校那边有没有什么异常？”

　　“问过。梁笑在哈医大那边一切正常，没有陌生电话，没有陌生人找过她。”孙队长顿了顿，“但我也在想，凶手会不会已经不在牡丹江了。他做完高静这一起，可能就离开了。”

　　“有可能。”陆卫东说，“如果他真走了，那就更难找了。”

　　孙队长没有再追问。两人吃完了饭，在食堂门口站了一会儿。外面的风吹过来，带着一股柏油路被晒了一整天后的气味，混着远处火车站的汽笛声。陆卫东点了一根烟，递给孙队长一根，孙队长接了，却没有立刻点。

　　“陆组长，”他捏着烟，像是想了好一会儿才决定说，“你这次回去，还会盯着这个案子吗？”

　　“会。”

　　孙队长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陆卫东最后一次走过牡丹江市局的走廊时，已经快晚上九点了。走廊里的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有几盏灭了，墙壁上的绿漆在灯光下显得发暗。他在那间临时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推门进去。里面的东西都已经清空了，桌上只剩下一只空茶杯和几根没带走的烟头。窗台上那只搪瓷缸子也被他拿走了，是孙队长送的，说给他留个念想。

　　火车是夜里的，卧铺。陆卫东上了车，把提包放在铺位下面，靠着窗坐下。窗外的站台在昏黄的路灯下慢慢后退，铁轨边的碎石和杂草随着车速加快逐渐模糊成一片灰褐色的影子。陆卫东把车窗打开一道缝，六月末的风夹着煤灰和铁锈的气味灌进来，在鼻尖停留了一下，又散了。

　　他靠在铺位上，那两本纪念册的复印件就放在提包里。他知道案子的答案不在牡丹江了，不在那八十七个人里，不在印刷厂和电业局里。答案可能在一个他还没去过的地方，或者在一个他还不认识的人身上。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回到哈尔滨，把其他案子继续办下去，然后等着凶手自己露头。

　　第二天中午，火车进了哈尔滨站。站台上人来人往，卖冰棍的小贩推着车穿过人群，几个穿工装的年轻人拎着行李从站口往外走。赵雷在出站口等着，穿着警服，靠在墙边抽烟。看见陆卫东出来，他掐灭烟头，接过提包，转身往外走。

　　“案子没破？”赵雷问。

　　“没破。”

　　赵雷没有多问，只是说了一句：“厅长那边有新的案子分下来，你回来正好。”

　　“什么案子？”

　　“盗窃案，省博物馆丢了一批铜器，看手法像是有预谋的。你先歇两天再说。”

　　陆卫东没有再说话。他坐进吉普车，靠着车窗，看着哈尔滨的街景从车窗外掠过。哈尔滨比牡丹江凉快一些，街边的杨树长满了叶子，在风里哗啦哗啦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