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学生就是“好学生”吗

孙有才找到吴建民的时候，是七月十二号上午。

　　他不在那栋废弃老楼里，也没在道外区那条街附近出现过。他回到了牡丹江——不是市区的核心位置，而是一座被废弃将近十年的老厂房。他在那间厂房里住了下来。附近的住户说入夜后偶尔能看到里面透出光，像是一盏手电或煤油灯的反光。有人听见厂房里传出说话声，但只有一个人进出，从未见过第二个人。

　　孙有才接到这条线索之后没有立刻行动，先让人在不引起注意的前提下确认了厂房内确实有人在。确认之后，他把信息报给了陆卫东，然后带着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在厂房外围布控。等陆卫东赶到牡丹江的时候，厂房周边已经被封住了几个口子。

　　“他在里面待了多久了？”

　　“至少一周。出来过几次，从厂房后门出去，沿着江边走一段路再回来。今天白天他没有出来过。”孙有才顿了一下，“周围的住户说，前几天下雨的时候，有人在厂房门口站了很久，不像是出来透气，像是在看远处的地平线。”

　　陆卫东看了一眼厂房侧面的窗户——玻璃碎了，用一块旧木板虚掩着。他让孙有才留在外围，自己一个人朝厂房侧面的小门走了过去。门是关着的，没有上锁。他把门推开一条缝，侧身闪了进去。

　　厂房内部比外面看起来更大，天花板很高，光线从高处几个破损的天窗漏下来，在地面上形成几块倾斜的亮斑。空气中弥漫着灰尘、铁锈和旧机油混合的气味。他没有打开手电筒，让眼睛适应了一会儿屋里的光线，然后沿着墙边朝厂房深处走。走到第三排支撑柱时，他看见一个人坐在靠墙的一把旧椅子上，面前的地上摊着一本翻开的纪念册。他的左手边放着一只铁皮箱子，盖子没有盖严，露出一截暗色的布料边缘。右手边放着一双解放鞋，鞋带没有系，表面覆着一层薄灰。屋角堆着几摞旧报纸和一本被翻烂的笔记本。

　　吴建民抬起头，朝陆卫东的方向看了一眼，没有站起来，也没有开口。他比印刷厂登记簿上的记录年龄大了几岁，但轮廓没有太大变化。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短袖，目光在陆卫东身上落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去，看着自己面前那本摊开的纪念册。

　　“你是冰城来的吧？”他说。他的声音不高，也没有明显的试探或抵抗。

　　陆卫东在他对面的一只倒扣木箱上坐下：“你的那份名单还在用吗？”

　　“没用完。有些地址变了，有些人搬走了。我花了好几年时间，一家一家地确认哪些地址是错的。”

　　“为什么找她们？”

　　吴建民的手指停在纪念册翻开的那一页上。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从一开始的平静逐渐被一种深埋在时间里的重量压弯，像是每一句话都比前一句更接近一个他已经很久没有靠近过的位置。

　　“我想看看她们过得怎么样。”他说，“那本册子是我高中毕业那年印的。我也有一本，但我没拿到。我把地址拿回去了，从1983年一直留到现在。我想确认那些地址和我记忆里的是不是同一批人。”

　　“你当年是哪一班的？”

　　“三班的。和她们同班。”

　　“高三那年，班上有几个女生写了一封联名信，交给班主任。”他说，“信上说我在晚自习的时候当女生面脱过裤子，在女厕所偷看过，偷偷摸过女生的屁股，解过女生内衣的扣子。信上写得很具体，时间、地点、细节，全都有。班主任看了那封信之后没有找我问过一句话，也没有核实任何一个细节，直接和学校反映然后通知我退学。他说我不适合继续待在学校里，这样对大家都好。”

　　陆卫东没有打断他。他知道那些细节是编造的，也知道编造得越具体，越容易被相信。一个没有背景、没有父母撑腰的学生，面对一封有四五个人签名的联名信，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

　　“她们为什么这么做？”

　　“她们觉得我阴沉，不合群，看她们的眼神让她们不舒服。”吴建民说，“她们想让我离开那间教室，换一种方式让她们安心。她们把这封信写得像真的一样，每个细节都能对得上。班主任没有核实，因为这封信是她们写的——她们是班上的“好学生”，她们说的话就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