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

雷明是第三天下午回来的。他推门进来的时候带着一身寒气，围巾上还挂着没化完的雪粒，在暖气片上滴成一摊细小的水渍。他没有立刻坐下，先站在门口把围巾摘下来抖了抖，然后才拉过椅子在陆卫东对面坐下。

　　“车管所当年的经办人找到了。”他把一份薄薄的材料放在桌上，“姓刘，叫刘长河，跟白城案那个刘长河不是一个人，这个人在车管所干了二十多年，现在已经退休了。他记得那辆深蓝色面包车过户的事，因为当时过户的手续不太一样——新车主没有亲自到场，是托了一个人来办的。”

　　陆卫东的目光从材料上抬起来：“托的是什么人？”

　　“那个人他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人来了两趟，第一趟说车主出差了，让代办手续。刘长河当时说必须本人到场，那人就走了。过了三天又来了，带着一份委托书，上面签了新车主的名，但签的不是姓名，是一串编号。刘长河觉得不对，问了一句为什么要用编号，那人说新车主在边境那边做生意，不方便留真名，编号是上面给的。”

　　“那人长什么样？”

　　“瘦高个，三十来岁，说话本地口音。刘长河记得他走路的时候右肩比左肩低一些，像是右腿使不上劲。他说那人穿一件深灰色外套，戴一顶帽子，帽檐压得很低。他当时多看了两眼，因为这个动作特征在普通人身上不常见，所以记住了。”

　　陆卫东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右肩比左肩低，右腿使不上劲。和段宏描述的那个穿旧军大衣的人、陈桂兰在面馆后门看见的那个人、巴特尔在阿尔山供销社门口看见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那个人换了衣服，换了身份，但是他换不掉走路的姿势。

　　“刘长河还记不记得那份委托书上的编号？”陆卫东问。

　　“记得。他说那串编号他当时多看了几眼，因为从没见过那种格式的编号——开头是字母‘B’，后面跟着六位数字，中间用短横隔开。他当时以为是边境贸易用的特殊编号，没有多问。”雷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展开放在桌面上，“他凭记忆把那个编号写下来了，他说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大概就是这个格式。”

　　陆卫东低头看那张纸。上面用铅笔写着一串编号：B-03217-85。85应该是年份，B-03217可能是某种序列号。如果这个编号是边境贸易口用的，那它应该能在海关或者边防的登记簿上找到。他知道这不是什么确凿的证据。但他知道那个编号是那辆深蓝色面包车在1985年过户时留下的唯一记录，如果它能和某个边境口岸的车辆登记对上，那就能把陈德发、运输队、那辆深蓝色面包车和呼伦贝尔那边的白桦林连在一起。

　　“这个编号，去查一下它是不是在边防的车辆登记系统里出现过。”陆卫东把那页纸递还给雷明，“如果它只出现过一次，那说明那个格式就是临时编的。如果它出现过多次，就说明那个人不止一次用同一套编号过关。”

　　雷明接过那页纸，折好放进口袋：“那也得有边境那边的人配合才行。呼伦贝尔前几年划回内蒙古那边了，已经不归省厅管了，得走跨省协调的程序。”

　　“那就走程序。”陆卫东说，“不管多慢都得走。这条线目前唯一的直接证据，就是那根头发和这个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