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半生盛世逐青云，一世风尘铸诗圣
乱世行路凶险万分，杜甫刚走到半路，就被叛军抓获，押回已经陷落的长安城中，沦为俘虏。叛军知晓他只是无实权的底层小官，没有严加囚禁，却不许离开长安。
整整大半年，杜甫被困满目疮痍的故都，昔日繁华街巷杂草丛生，皇室贵族流离失所，百姓惨遭叛军劫掠屠戮。深夜望月思念羌村妻儿，他写下《月夜》；望着破碎都城春光，满心悲凉，挥笔创作《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短短四十个字，写尽亡国之痛、离别之苦，流传千年。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趁着叛军防守松懈，杜甫冒着被杀的风险，偷偷从长安金光门出逃，一路徒步翻山，衣衫破烂，脚上麻鞋，衣袖磨破露出手肘，千里奔赴凤翔，拜见唐肃宗。肃宗见他忠心冒死来投，授予左拾遗一职，属于谏官，职责是直言规劝帝王、弹劾官员，品级不高，却有直接上书言事的权力。
杜甫本性耿直，眼里容不下官场不公，上任不久就惹下大祸。当时宰相房琯率军平叛兵败，朝中大臣纷纷落井下石，肃宗震怒想要重罚房琯。杜甫认为房琯忠心为国，战败实属战局客观因素，立刻上书极力营救，言辞恳切，极力为房琯辩解。
这番举动彻底惹怒唐肃宗，肃宗认定杜甫结党偏袒，当即下令审讯杜甫，多亏朝中大臣求情，才免去牢狱之灾，但肃宗从此疏远杜甫，不再信任他。当年初秋，朝廷准许杜甫回家探亲，他一路跋涉返回羌村，与分离一年多的妻儿重逢，写下《羌村三首》《北征》，记录乱世普通家庭劫后重逢的心酸与短暂温情。
同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洛阳两京，肃宗返回都城，杜甫跟随朝廷重回长安。可朝堂之上排挤不断，皇帝始终记恨他为房琯进言，没过多久，一纸调令下发，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管理地方文书、赋税、祭祀等杂务，彻底远离中央朝堂。
乾元二年春天，杜甫因公事从华州前往洛阳，返程途中亲眼目睹官府强行征兵，战火之下百姓家破人亡，青壮年男子尽数被抓上战场，老人、妇人、孩童无人依靠。一路见闻刺痛内心，他连续写下六首史诗级诗作，合称“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直白刻画官吏凶狠、百姓无助；新婚夫妻成婚次日新郎便被抓走；垂暮老人晚年唯一儿子战死，自己还要奔赴沙场；百姓家园被战火摧毁，孤身一人无处可去。六首诗歌以普通百姓视角，完整记录战乱征兵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字字写实，句句泣血，“诗史”二字，在此刻真正名副其实。
华州官职琐碎压抑，官场依旧充斥倾轧，再加上当地饥荒四起，粮食价格飞涨，杜甫微薄俸禄根本养不活全家。乾元二年立秋，四十七岁的杜甫看透官场无望，下定决心辞去官职，不再踏入仕途，携全家老小向西逃难，前往秦州、同谷避祸。
西行之路是杜甫一生最艰苦的一段旅程，群山连绵，道路崎岖，粮食断绝，一家人靠挖野菜、采野果勉强活命。在同谷县，杜甫一家困守荒山，寒冬腊月无棉衣、无存粮，他写下《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记录儿女啼哭、自身病痛、饥寒交迫的绝境。走投无路之下，杜甫听闻蜀中成都相对安定，还有昔日友人在当地为官，便下定决心，翻越崇山峻岭，奔赴四川成都。
乾元二年年末，杜甫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成都。蜀中战乱较少，时任成都尹的严武是杜甫世交好友，得知杜甫举家逃难而来，处处施以援手，接济粮食、钱财，帮杜甫寻找安身之地。
上元元年，四十九岁的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修建一间简陋茅屋，这就是后世家喻户晓的杜甫草堂。漂泊十余年，杜甫终于拥有一处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这段日子，是他后半生少有的安稳时光。
草堂四周环境清幽，溪水环绕，绿树成荫，杜甫开垦一小块菜地，种植蔬菜，向县令讨要竹子树苗栽种，日常吟诗、散步、与邻里老农闲谈，心境舒缓，诗作也多了几分闲适温柔。《江村》写草堂日常：“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平淡温馨的居家画面，是杜甫颠沛半生难得的温柔写照。
春日春雨落下，万物复苏，他写下《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文字柔和治愈；闲暇时拜访武侯祠，感念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写下《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借古人抒发自身报国无门的遗憾。
杜甫身上诙谐乐观的性子，在草堂时期充分展现。隔壁老农时常拉着杜甫到家饮酒，絮絮叨叨诉说家常，杜甫从不厌烦，反倒作诗记录老农淳朴热情；朋友托他寻找特产茯苓，山中茯苓稀少，他写诗打趣友人嗜酒，许诺赠送藤杖搀扶醉酒的友人；狂风刮坏花草，他也提笔自嘲，言语轻松，苦中作乐。
安稳岁月仅仅持续两年，一场秋风击碎草堂宁静。上元二年深秋，狂风呼啸，屋顶茅草被大风卷走，孩童趁机抢走散落茅草，杜甫年老体弱，无力追回，当晚天降大雨，茅屋四处漏雨，全家蜷缩在潮湿冰冷的屋内难以安睡。
自身穷困潦倒、茅屋破败，杜甫却没有只哀叹个人苦难，望着漫天风雨，心中牵挂天下所有流离失所的贫寒读书人，挥笔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末尾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短短几句，将个人悲欢上升到万民疾苦，“忧国忧民”四个字，在这一刻刻进他的诗文灵魂。
宝应元年，蜀中爆发叛乱，成都陷入动荡，杜甫被迫暂时离开草堂，前往梓州避难。直到广德元年，唐军收复河南河北，安史之乱彻底平定，漂泊八年的杜甫听闻捷报，狂喜难掩，写下生平唯一一首轻快奔放的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压抑多年的家国悲痛，在胜利消息传来时尽数释放。
广德二年，严武再次出任成都节度使，再三邀请杜甫入幕府任职。为养活家人，五十四岁的杜甫出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杜工部”的称呼便来源于此。幕府公务繁杂，同僚之间矛盾重重，杜甫性格耿直，时常与旁人产生摩擦。一次酒宴之上，杜甫醉酒，当众直言“不谓严挺之有此儿也”，夸赞严武父亲顺带调侃严武，严武当场动怒，二人险些生出嫌隙，多亏旁人调解缓和关系。
短短半年，杜甫厌倦幕府官场束缚，果断辞官，重回浣花溪草堂居住。可好景不长，次年四月，好友严武骤然病逝，蜀中再无依靠，战乱隐患再起，杜甫深知成都难以久留，下定决心离开四川，沿长江向东漂泊，计划返回故乡洛阳。
永泰元年，五十六岁的杜甫携家人乘船离开成都，一路沿长江向东，途经嘉州、渝州、忠州，旅途缓慢，中途杜甫肺病、风湿反复发作，身体日渐衰败。大历元年夏天，杜甫抵达夔州，也就是如今重庆奉节。
夔州都督柏茂琳敬重杜甫才学，对他多有照料，杜甫得以在夔州停留两年，租下东屯公田，置办果园，雇人耕种，生活再度短暂安定。
此时杜甫已近花甲，半生风雨积攒无数心事，过往盛世漫游、长安困顿、战乱流离、草堂岁月一一涌上心头，创作迎来人生最高峰。
短短两年，杜甫在夔州写下四百三十余首诗，占据现存全部诗作三成，格律、意境、思想全部抵达巅峰，七言律诗造诣无人能及。《登高》创作于夔州秋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被后世评为“古今七言律诗第一”，一字一句，道尽晚年漂泊、病痛缠身、家国动荡的万般愁苦。
闲暇之时，杜甫回望一生，写下长篇自传诗《壮游》《昔游》《遣怀》，完整记录从少年到暮年的全部人生轨迹，为后世研究自身生平留下第一手史料；组诗《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借夔州秋景、历史古迹，抒发家国之忧、身世之叹，结构严谨，意境厚重，成为七律联章的典范之作。
在夔州，杜甫依旧心系民间疾苦，当地底层妇女负重劳作、贫苦百姓饱受赋税压榨，他写下《负薪行》《最能行》，记录偏远山城底层百姓的生存困境，即便自身病痛缠身，从未停止注视人间苦难。
大历三年正月，杜甫思乡心切，不愿长久羁留夔州，告别柏茂琳，乘船出三峡，奔赴湖北江陵，打算取道襄阳返回河南巩县故乡。可乱世路途阻隔，荆襄一带战火未熄，归途受阻，杜甫只能在江陵、公安一带辗转漂泊，衣食无着，病痛不断，全家依靠亲友接济勉强活命。
此时的杜甫，耳朵失聪，手臂风湿难以抬起，肺病常年发作，行走依靠拐杖，昔日纵马登高的健壮少年，彻底沦为衰弱多病的垂暮老人。他登上岳阳楼，望着浩渺洞庭湖，写下《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壮阔湖景与孤苦身世、战乱家国交织，悲凉厚重，读来令人动容。
大历四年，五十八岁的杜甫无路可归，顺着湘江向南漂泊，抵达湖南长沙，短暂停靠。年末，湖南境内爆发兵乱，长沙陷入混乱，杜甫被迫连夜乘船逃离，前往衡州避难，一路颠沛，病情急剧加重。
大历五年秋冬，杜甫困在湘江一叶孤舟之上，无稳定居所，无充足粮食，儿女跟随他常年挨饿，自身多种旧病叠加，卧床难起。漂泊半生，他再也没有等到重回故乡的机会，也没能看见天下太平的光景。同年冬天，五十九岁的杜甫，在湘江行驶的小船中悄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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