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法官第474节
蔡卞就问道：“轻刑可治乱世？”
“这是唯一的答案。”张斐非常肯定地说道。
蔡卞一愣，问道：“此话怎讲？”
“我再重申一遍，法制之法是个人捍卫正当权益的一种共识。既然是一种共识，它就会有自我恢复能力，当大家都知道，法律已经恢复，我种田不会再天天有人来抢，大部分人就会回去种田，不会去当草寇，当良民成为多数，草寇就会变得更加虚弱。”
“依老师之意，官府是什么都不要做，用老子的无为而治。”
“玄机就在这里。”
张斐道：“我方才说行军打仗用重典，这是可以的，且自古以来，对军队纪律的要求，一定是高于普通百姓的，这是一个常识。
为何？因为他们有兵器，他的专业就是杀人，他们非常强大，军队一旦作乱，后果是不堪设想，这一点相信我朝是最有体会的。”
不少人纷纷点头。
宋朝就是从军阀混战中建立起来了，对于将帅管控，已经严到快要自废武功的境界。
司马光一看，这情况不对，大家不是来吵架的吗，怎么他说什么，你们还都赞成？
这难道这就是说他们的话，让他们都无话可说？
张斐又继续言道：“同理而言，官员呢？官员手握权力，那么对官员的要求，必然也是要高于普通百姓的。
但是重典是往往伴随着强权，是要给予官员极大的权力，以及极少的束缚，这是不是本末倒置。
再倒置过来就行了，治理乱世的关键，从来就不是重典治民，而是在于治吏，恢复法制之法，还是需要依靠官府去引导。”
本来还在频频点头的老夫子们，听到这话，顿时就惊醒过来。
好家伙！
说了半天，原来是要重典对付我们？
此子可真是狼子野心啊！
叶祖恰似乎也感觉到背后的阵阵寒意，于是道：“依老师之见，当用重典治吏。”
张斐道：“这我才刚刚说完，你就不长记性，百姓如此，官员更是如此啊？这要是重典治吏，官员贪一文钱，那不得将村里的人都给杀了灭口，这是很可怕的。
宋刑统中很多律例都存有这种思想，你将人往死路上逼，多半人就会狗急跳墙，变成亡命之徒，你们将来若从事司法，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上官均立刻道：“那说到底就还是要看官员的能力和品行，而不是看法制之法，这就需要依靠儒家之法，道德品行上佳的官员，才能够治理好乱世。”
老夫子们又面露微笑，此子要不是状元，那真是老天瞎了眼。
治吏得用德，可不能用重典啊。
张斐来到早就为他准备好的木板前，用炭笔写上一句话，正是大宋的祖宗之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这回他是轻轻敲着木板，“我朝祖宗之法，有暗示一丝丝的道德品行吗？”
白发那边顿时射来无数道杀人的目光。
本来是有的，就是你小子给坏了事。
以前的祖宗之法，真是处处充满仁义，他们将太祖太宗的一些政策也都算在里面，全都是儒家的传统政策。
一场官司打得这祖宗之法就变成了一句话。
提起这事，他们就恨啊！
张斐又道：“我方才就说过，对于军队、官员的约束，必然是要高于对普通百姓。可是道德品行是一种约束吗？不是！是一种自我修养，否则的话，就不需要法律，德治就可以搞定一切。这虽然不算本末倒置，德治还是能够起到辅助作用，但到底不是约束。
而我们的祖宗之法，其实就包含了治吏之法，相互制衡，但是怎么制衡，记住，这是关键，是必须要建立在法制之法上面。
是人去执法，这没错，但是要确保，执法之人亦受法监督。”
上官均反驳道：“可到底法是死的，人是活得，法不可能主动去监督执法之人，还是需要人去监督。”
“这个问题好，这就要提到我的专业。”
张斐笑道：“那就是讼学。为什么朝中总有人议论，要废除讼学。很简单，百姓不懂法，但珥笔懂法。
讼学其实就是我朝祖宗之法与法制之法的结合。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其中一个含义，就是在设计制度时，要经过周详、严密的考虑。
在朝中是用分权的方式，但是怎么用于民间？最好的方法，就是法制之法，捍卫个人正当权益。
你有权抓我，但我也有捍卫个人正当权益的权力。一桩冤案的发生，跟上级没有利益关系，但是跟受害者却息息相关。
儒家之法和法家之法都是要求上级管理下级，而法制之法，是追求百姓诉讼的权力，你们说那种方法更能够避免冤案。”
法治和人治从来就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对的，法治越强，人治就越弱，反之，人治越强，法治就越弱，但人治是不会消失的，法治是可以消失的。
当个人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权力越大，社会就越倾向法治，反之，就倾向于人治。
上官均道：“可上诉也是要去上级告。”
张斐道：“你们先别管上级还是上上级，你们先回答，哪种方法更能够避免冤案。”
蔡京道：“当然是法制之法，故此我朝才允许民告官。”
不愧是大奸臣，就是会说话。张斐笑着点点头道：“事实就是如此，至于还是要去上级告么你们要明白，你不去告，与上级就没有太多的责任关系，也很有可能被下面的官吏蒙混过关。
但你去告了，他就有责任，而且是主要责任，当然，他也有可能徇私枉法，但是，这世上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相对好的方法。”
叶祖恰突然道：“百姓有冤情，可以上诉，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是否要通过珥笔去争讼，这个我认为还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