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飞，好好活
俞琬蹲在药柜最下层，指尖拂过一排玻璃瓶，碘酒、酒精、双氧水…最后停在一个深棕色的小玻璃瓶前。
瓶身上德文标签依稀可辨：磺胺嘧啶粉。
这是当下最常用的抗菌药，她拧开瓶盖，雪白的粉末在瓶底铺了薄薄一层，像冬天最后一场矜贵的雪。
她用小药匙舀出些，倒在油纸上，分装成叁小包，逃亡路上如果受伤感染，这是能救命的东西。多一分准备，就多一分活下去的可能。
分到第二包时，她的手悬在了半空。
昨夜的回忆如潮水般，瞬间把她裹挟住。
雨声起初只是零零星星的，后来变成了砸在窗玻璃上的噼啪作响。门被敲响时，俞琬刚褪下那身去丽兹的羊毛裙，换上日常针织衫。
那敲门声很急。
不是君舍那种永远不紧不慢的叁下叩击，更像是那种带点孩子气的，不管不顾的捶打。咚咚咚，咚咚。
她心跳又被锤得快起来，赶忙冲到窗前，悄悄掀起一角窗帘，这动作在这段日子几乎成了本能了。
街灯下，浅金色的头发湿漉漉的。那个大男孩站在滂沱大雨里，没打伞，飞行夹克被浸成了深色，他仰头望着二楼，雨水顺着脸颊滑下来。
是约阿希姆。
她拉开门闩，吱呀一声，大男孩的声音就裹挟着潮气钻了进来。
“文，那人带你去哪了？你还好吗？”
他站在门口，只急切地上下打量她，从发梢滑到的脚踝，像在一寸寸确认她是否真完好无损。
“我没事。”俞琬侧身让开，走廊的穿堂风卷着雨丝灌进来，“进来吧，外面雨大。”
他跨进门槛的瞬间，一股机油味气味，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味，就在狭小空间里弥漫开来。
大男孩嘴角有一道红痕，是戴氧气面罩太急刮出来的，早晨他刚回公寓，就被紧急呼叫回机场，盟军展开新一轮空袭，便又在云层间缠斗了一整天。回来时天全黑了，他正撞见她从黑色霍希里下来，副驾驶还坐着那个盖世太保上校。
那画面刺眼极了。
“我们去吃了顿饭。”她尽量让声音平稳些，“他女伴也在，只是…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约阿希姆嘴角扯了扯，语气满是讥诮“巴黎快陷落了，他带你去丽兹‘认识一下’？”
他向前一步，灯光跳进灰蓝色瞳孔，那片蓝，此刻交织着愤怒，担忧，还藏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受伤。
“他跟你说了什么？”
女孩咬住了下唇，对着这双眼睛，她发现自己喉咙发紧，一个字也编造不出来。
“他……说要带我去柏林。”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又轻又飘，“说这样更安全。”
“安全？”约阿希姆几乎笑出了声，“跟着盖世太保头子去柏林叫安全？你知不知道柏林现在什么样？轰炸没完没了，整条街整条街地消失，配给比巴黎还严，一块面包要排叁小时的队。而且——”
他声音低了下去：“而且他是盖世太保，文，你知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是躲在暗处窥伺所有人的眼睛，是让人闻之色变的猎犬。
“我知道。”女孩抬起眼来，“我知道柏林是什么地方，知道君舍是什么人，知道他….”话到嘴边，却哽住了。
沉默在两人之间沉淀下来，雨声似乎更响了。
约阿希姆凝视着她，目光从她微微泛红的眼睛，移到紧抿的嘴唇，良久才深吸一口气。
“……我们收到命令，明早所有还能飞的bf-109，掩护西线指挥部剩余人员，飞往比利时。”他抬起眼，目光灼灼。“运输机还可以多带一个人。”
他还在给她一条路，一条可以逃离这地狱的路。可她已经做出了选择。
“我有我的考虑。”她只能这样说，声音干涩极了。
约阿希姆盯着她，那双眼睛像被打碎的玻璃似的。“你真在考虑？考虑跟着那疯子去柏林？”他声音陡然拔高，又强行压下去。“那我呢？我今天求了中队长整整两个小时，手上有通行证，我可以——”
“我不能跟你走，约阿希姆。”
这话出口的瞬间，她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凝固住。“为什么？因为他是克莱恩的朋友？还是因为…你其实也……”
他没说完，但女孩听懂了戛然而止的后半句，你其实也愿意跟那个浪荡子走？
“不是的。”她急忙摇头，眼眶又不争气地发起热。“不是你想的那样。”
女孩慌乱的反应，瞬间触动了飞行员敏锐的神经，大男孩逼近一步。“你有别的计划，你根本不会上那趟车，对不对？”
“约阿希姆……”她声音干得像沙漠里挤出的最后一滴水珠，“别问了。求你了。”她不知道该不该把计划告诉他，但是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风险，对谁都是。
这个“求”字说得很轻，却裹着破碎的哭腔。约阿希姆的表情僵住了，他望着她微微颤抖，却倔强抿紧的唇线，那股燃烧的火竟嗤一声被浇灭了。
余下的，只有沉甸甸的无力感，那种无论怎么争取，都抓不住分毫的无力。
“我本来想……”他的声音低下去，自嘲地笑了笑，“比利时虽然也乱，但至少…现在看来…你不需要了。”
俞琬的心脏被轻轻一揪，眼前的娃娃脸，哪怕褪去了婴儿肥，哪怕领口别着最高荣誉的勋章，骨子里还是那个会赌气说“我再也不理你”的大男孩。
“约阿希姆，”她声音软下去，像哄孩子似的，“谢谢你。真的。”指尖微微蜷缩，她知道接下来的话可能会像刀子，却不得不说下去：“我不跟你走，不是不信你。是……我有必须完成的约定。”
“又是他，对吗？”苦涩的笑在他嘴角绽开，“克莱恩。永远是他。”
“不只是他。”女孩张了张口，“还有……我自己。”
这个“自己”说得极轻，却重若千钧。她不是被谁逼迫做的这个决定。
“那……你保重。”他笑了笑，转身走向门口，仿佛每一步都踩在泥淖里似的。
俞琬看着他的背影，浅金色的发梢还在滴着水，这画面忽然与记忆重迭起来。她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那天暴雨初晴，他走进诊所时疼得龇牙咧嘴，却在她伸手给他做检查时，绽开笑容来，像个没心没肺的少年。
后来熟了，他总和自己说起上海的事，说他还记得夏天的知了叫得人心烦，黄浦江上的汽笛声能传出好几里。
“我最想念生煎包。”有一回，人躺在诊床上疼得脸色发白，却还认认真真和她比划。“底脆、皮薄、一咬溅汁的那种，柏林没有，巴黎好像也没有。”
俞琬当时笑了，轻声应:“有的，拉丁区有家小店，老板宁波人。”
他眼睛亮起来:“真的？在哪条街？”
她说了地址，他倒真记在随身的小本子上。
两个曾在东方的同一片天空下长大的孩子，又在欧洲的战场狭路相逢，可从今往后，怕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不能再见面了。
“等等。”她突然叫住他。
他倏地停住脚步，没有回头，但肩线绷紧了。
俞琬快步跑进里间，踮脚从药柜最上层取出那个藏青色小布包，这是她下午时准备的，里面是两盒磺胺粉，叁支麻醉注射剂，前线最急需的东西，用麻绳系紧了，递过去。
“带着。磺胺，吗啡止痛，你们……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