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唯一亲近的人
伊万没有子女、挚友或者情人。他和父母、弟弟、妹妹的关系也一般。克莉丝汀是他唯一亲近的人。二十年来，他信任她，依赖她。从读博士时选导师、毕业后选工作，到备战终身教职的评选、评选之后与同事相处，他都咨询她。他清楚，凭他中等偏上的资质，观点又不够时髦（简直老套）不够有争议，在竞争激烈的这个领域一步步走到终身教授的位置，靠的不光是自己的努力。工作多年，见识了某些正派人物的小气与龌龊，他对朋友、社交也看淡了。学术会议上他与人寒暄，招聘新教员时带人吃饭，此外他跟人不深交，应酬能省则省。每天教完课，开完会，与同事、学生谈过了论文，他没有跟谁去哪儿逛的渴望，第一时间赶回家，回到妻子身边。那些克莉丝汀经常讥讽的女学生确实存在，他也的确被她们的脸蛋、红唇所吸引。但他天性不放纵，即使没有克莉丝汀虎视眈眈，光凭学校日渐严格的反性骚扰的规定，还有他作为女权学者的名声，他也不敢主动勾搭自己的学生。至于别的碰到女人的机会，比如外出开会时，他也从来没利用。最接近雷池的，是一次年会上，他跟一个指望他写推荐信的陌生人吃了顿饭。回到旅馆，他渴望请她进房间喝一杯，最终没说出口。此后开会，尤其是去繁华的、诱惑多的城市，他会力邀克莉丝汀同往，旅行更有趣，也避免了他心猿意马。
伊万很早就发现，他与妻子之间有个规律：妻子能把她的意志通过说不清的渠道，加到自己身上。小到衣服，大到学术问题、生活理念，他原本觉得陌生、奇怪、难以接受、甚至离经叛道的观点，经过克莉丝汀的鼓吹，都变得理性而有吸引力了。到最后他不但赞同，还以为本来就这么想的。有时克莉丝汀提醒他，这件他赞不绝口的夹克是她为他买的，当初他还对式样和大小颇有微词。伊万起初以为他染了学术界恶习，男性学者将女性的想法据为己有；还嘱咐自己要牢记克莉丝汀的贡献，哪怕是选衣服这样的事。后来他意识到，是自己的意志被克莉丝汀的取代了，像月球在引力的作用下与地球实现了潮汐锁定。克莉丝汀爱吃的，他也爱吃；比起自己选的衣服，还是克莉丝汀给他买的更合适。坐在咖啡馆看街上的行人，他也更欣赏克莉丝汀所欣赏的，不管是容貌、着装还是姿态方面，不管他们是男是女。意识到这些，他曾经苦闷，仿佛他是低于妻子的二等生物，凡事不必经过大脑，问她就行。他疑惑，是否他欠缺人生经验，或者溺爱妻子，以致对大事小事的判断都被她所左右。当克莉丝汀因为好奇出了小错，比如选错了餐馆或者演唱会，他吃着平庸的食品，或者看着尴尬的演出，甚至窃喜，女王也会失手。后来他事业蒸蒸日上，生活舒适而平稳，感情蜜里调油，偶尔试验摆脱妻子的意志，自作主张，连平常事（比如安排开会的日程，订机票和旅馆）都搞得一团糟，远不如听妻子的惬意，他才接受了现状，像奴隶经过挣扎，任凭驱遣，之后静等主人投食。听夫人的，他想，这就是我的女权主义。
不是说克莉丝汀对伊万的影响有激烈的外在表现；克莉丝汀不是俗称的悍妇，不如意就打骂、撒泼。伊万夫妇都受过最好的教育，遇事讲沟通，有不满也文雅地表达，比如克莉丝汀喜欢编造一段情景，类似戏剧或小说，以凸显丈夫的好色、虚伪，或者无能，又根据过错的性质，赋予或轻或重的讽刺。即使两人相对，他们也没有无端侮辱、责骂的习惯，别说是在外人面前。而且，正如最顺从的奴隶不需要喝斥，克莉丝汀对丈夫的影响透入骨髓，没必要刻意演示。十几年来，在社交场合，伊万是温柔、体贴的丈夫，克莉丝汀是诙谐、有主见的妻子，这是陌生人、朋友们和他们自己都或多或少认同的印象。
伊万夫妇跟他父母的关系，十年前很不错。夏天父母拜访他们，圣诞节他们拜访他父母。客人来了，克莉丝汀会编排日程表，哪儿游逛、哪儿吃饭，大家尽兴，赛过职业导游。近几年不多来往，起因是伊万的母亲暗示他，他们该有个孩子了。不幸的是，这是个死结。从他们同居时，克莉丝汀就讲明，她一个孩子也不想要。婆媳因此生矛盾。婆婆唠叨说媳妇不仅不想要孩子，还把儿子攒在手心，控制、压迫他，让他听不进父母的劝。待人从不吃亏、谁也不怕的克莉丝汀没有引述伊万信奉的“生孩子是女人的选择”的理论，或者探讨事业和家庭之间她是如何抉择的，只是回绝了圣诞节团聚的邀请。伊万当然可以自己见父母，不带上克莉丝汀，某年他也试过。结果兴味索然，尤其是得听父母不停地抱怨克莉丝汀。从此他们与他的父母保持着一种很少碰面、仅仅是礼节性地发短信的关系。省去了年复一年、大同小异的家庭聚会，跟克莉丝汀相对，伊万反而更轻松，更舒服了。
伊万对克莉丝汀的信任最近才受了冲击。近几个月，克莉丝汀有些古怪。没什么事却神采奕奕；偶尔回家见不到人，说是跟朋友逛街了。忽然搞叁人组，让伊万应接不暇。当时刺激，之后难免疑心。他怀疑她找了别人，但没证据；他不愿深究，怕引发种种麻烦，也怕确证了。正在纠结，谜底揭开了：她得了脑瘤。伊万的怀疑没有根据，他的烦恼却没能稍减；恰恰相反。脑瘤改变了伊万的全部想法。她有没有出轨、叁人组究竟为了什么都不重要了。
但丁说：在人生的中途，我迷失了道路。伊万没有迷失，是洪水忽至，冲毁了坦途。他又像一只一直依附一颗树，靠它挡风雨、在上面觅食的小动物，风暴来临时，下意识地抱紧。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克莉丝汀死了，伊万该怎么办？克莉丝汀还活着，甚至没有症状，他已经觉得他教的课、开的会、修改的书稿失去了意义；见到同事、学生，他都懒得笑笑。读某些同行的文章，论点愚蠢、混乱，他都没心思纳闷，他们怎如此吃香。有他佩服的学者来访，坐在人群中听报告，他心里嘀咕，理论固然惊艳，能应用于医疗吗？回到家，见克莉丝汀跟往常一样，他真希望听到一声响指，有催眠师将自己叫醒，那天听到的是梦魇。
伊万常对学生们讲，性歧视的一种表现，是低估家庭主妇生养孩子之外的价值。主妇省下的食品、交通、清洁的费用，让人惊讶，还能避免更换性伴侣或者雇请性工作者的风险。至于主妇作为丈夫的专一护理员、心理咨询师，其价值也可想而知。然而现实是，男人对妻子说：我回家了，晚饭在哪儿？他自以为有价值，因为他劳作了一天，额头冒汗，腰腿酸软，挣了工资。妻子受了他的恩惠，才吃上一碗饭。以前伊万讲这些，从没细想有理论没概括的状况，比如说他自己的。如果离开了克莉丝汀他无法活下去，这位主妇又值几何？克莉丝汀死了，他还有勇气回到这间公寓，问一声（不管是对谁）晚饭在哪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