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崖

　　陆卫东又问了几个当时教过高三的老师，情况都差不多。有的退休了，有的调走了，有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当年的学生出了事。排查到第三天下午，没有任何进展。

　　第三天查的是印刷厂相关人员。

　　当年印纪念册的厂子叫“牡丹江工农教育印刷厂”，在城西，已经倒闭了。厂房被改成了一家废品回收站，院子里堆满了旧铁皮、废纸和生锈的机器。看门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耳朵不好使，说话要凑近了大声喊。他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但纪念册那批活太小，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那些年印的东西多了去了，”他蹲在门槛上，卷了一根旱烟，“一个学生纪念册算个啥？油印机一开，一上午能印一百多本。谁还记得谁来过谁没来过？”

　　陆卫东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堆在墙角的旧机器，有几台还印着“工农教育印刷厂”的字样。他知道继续查下去也不会有结果。

　　第四天，八十七份排查档案全部完成。该核实的都核实了，该排除的都排除了，没有一个人在时间、地点、动机上能跟凶手完全对得上。大部分人的不在场证明完整，剩下的人与受害者毫无交集，还有一部分人根本不知道纪念册的存在。

　　排查结束当天下午，孙队长把最后一摞材料放在桌上，双手撑着桌沿，半天没直起腰来。他抬头看向陆卫东，嗓音干涩，像是累了一天没喝水，嘴唇都起了干皮。

　　“陆组长，八十七个。全都查过了。张伟去了大庆，车票、住宿票、工作记录全对得上，案发那几天他一直在钻井队现场，二十多个工友能作证。周成我们查了三遍，连他柜子顶上的灰尘都看了。印刷厂那批人，要么人已经死了，要么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他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排查走到这一步，能查的都查完了。”

　　陆卫东没有立刻回答。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目光落在墙上那张牡丹江地图上。红笔圈出的三个点在他面前摆着——赵秀兰家、高静家、梁笑家。三个点连起来，是一个不完整的钝角三角形。离第四个点还差一笔。

　　“所有参与印刷、排版、装订的人，都查过了？”

　　“查过了。能联系上的都联系了，联系不上的也都核过，没有可疑的。排版的人自己也忘了当初到底是怎么出的错。那批活太小了，几个人忙了一下午就干完了，谁也没当回事。”

　　陆卫东点了一根烟，没有接着问。他拉开抽屉，里面是那两本灰蓝色的纪念册，边角已经因为反复翻阅而起了毛边。他把高三三班那本拿出来，翻了翻通讯录，目光在每一页的姓名栏上停留片刻，从陈雪看到高静，再从高静看到梁笑。他的指尖在梁笑那一页的地址栏上停了一下，那行错误的“602”旁边，还残留着当年某人用圆珠笔轻轻划了一道的痕迹。

　　他知道排查走到了尽头，可案子没有。纪念册上的地址已经核实，所有的接触者和亲属都已排除，物理痕迹全部断链。他的手指停在那一页上，反复摩挲着那行错印的地址。纸张边缘微微泛毛，像是被反复划过，和他心里反复想着的念头一样，找不到头也找不到尾。

　　他想，如果现在是2026年，如果这件案子发生在上一世他还在病床上翻看的那部纪录片里，技术科的人会用棉签从烟头滤嘴上提取微量唾液，送去实验室做DNA扩增。一个微小的生物样本，经过几天的比对分析，可能就会在数据库里锁定一个匹配的嫌疑人。他不用把八十七个人的不在场证明一一核实，不用把那些泛黄的纸张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不用让自己和队员们陷在这条走不通的路上。

　　纪录片里的画面他都还记得——白色的无菌台、操作者戴着橡胶手套、数据在屏幕上滚动、显示匹配成功时跳出的百分比。那时候他躺在病床上看着屏幕，看着一个悬了二十年的案子因为一根头发、一截烟头、一枚指纹重新开口，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遗憾。他想，要是早几十年有这技术，多少案子不用等到那么久才破。但那念头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隔着窗子看着里面的光，他看到了，却摸不着。

　　现在他坐在这间破旧的办公室里，牡丹江六月的热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吹得桌上的纸张边角微微翘起。他手里捏着一根烟，是刚点起来的，火光在指尖一跳一跳的，照亮了他虎口那道旧疤痕。

　　他想不出那个人的名字。他知道那个人年轻，白衬衫，帽子，也许有一张让人记不住的脸。他可能就在八十七个人之外——可能是某个街坊、某个偶遇的路人、某个对这所学校怀有隐秘执念的人。

　　他把烟灰弹掉，望向窗外。牡丹江的天还没黑透，远处楼房之间的空隙里露出一线橘红，像烧过的炭。他重新拿起高三二班的纪念册，翻到刘婷那一页。齐齐哈尔案的死者家属住址写在这里，他看了几秒，合上了册子。他拨了省厅电话，让赵雷继续查外省有没有类似案件，然后放下话筒。

　　“先通知各地派出所，留意纪念册上学生是否有被陌生人接触的情况。排查这条路走到了头，但我们还不能停。”他说。

　　孙队长沉默地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

　　陆卫东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桌面上的搪瓷缸子里的水已经凉透了。他低头看着那两本纪念册，又看了一眼墙上那三个红点，然后伸手把烟掐灭在烟灰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