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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是阴天，云层压得很低。雷明本来不是去蹲守的，只是路过那条街拐角的茶馆时，看见一个穿着灰色外套的男人靠着墙根蹲着，手里拿着一支烟，没点。那人的位置离那栋老楼不到三百米。

　　雷明没有放慢脚步。他继续往前走，直到拐过下一个巷口才停下，在巷口的一棵老榆树后面站了一会儿，隔着整条街的距离，看到那人在街角把烟叼在嘴上，划燃了一根火柴，在火光碰到滤嘴之前停了一下，等火柴烧到不能再烧才丢掉，然后才点上烟抽了一口，又低下头，像是根本没在等任何人，也没在注意任何方向。他在那根烟抽完之后，把那截燃尽的滤嘴捻灭在墙上弹掉，然后才站起身，朝与老楼相反的方向走去。雷明没有跟上去，只把那一刻经过的时间、街角位置、外套颜色和那人把滤嘴捻灭的两次细节记了下来，然后离开了那片区域。

　　第二天上午，陆卫东去了一趟牡丹江。他没有带人，只带了一个帆布提包，里面装着从省厅调出的纪念册案卷宗和孙有才那边发来的复印件。

　　他在市局见到了孙有才，但没有多谈关于那个人的事。孙有才把调查笔记翻到一页，页边折了一个角，里面有他对印刷厂那个临时工的走访记录。

　　“那批纪念册的印刷日期，是1983年6月。那个临时工在印刷厂待了一整天，但不是去干活的。”孙有才说，“工人说他在印刷厂的装订车间翻了好几次一摞还没装订的成品页，当时自己解释说是‘在帮忙整理顺序’。但工人说，他翻东西的姿势和节奏，更像是在找一个特性的目标，而不是在整理。”

　　“他在找什么？”

　　“工人说，他在找的那一摞成品页，正好是印着家庭住址的那几页。”

　　陆卫东没有打断。他在心里把这段话放回已知的时间线上：1983年春天，印刷厂，一摞印着地址的成品页，一个没有登记在册的临时工。如果他当时带走了那摞地址页中的一份，那他手上就有一份完整的名单。这个时间点和陈雪、高静案发的时间点之间隔着两年左右。他等了那么久才动手，可能是因为他需要先找到一个他认为合适的地点，也可能是因为他需要确认那些地址是否仍然有效。

　　“工人还提到过别的事吗？”

　　“老工人还提到一个细节——他说那个人走的时候，外套口袋里鼓出来一块，像是一叠叠好的纸。”

　　陆卫东没有追问更多细节。他坐在孙有才的办公室里，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桌面上留下一道长方形的亮痕，映在摊开的笔记本边缘。他在那份材料里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临时工的记录，而是一个知道自己为什么进入那间印刷厂、知道要带走什么的、并为此做过准备的人。

　　“他找那份地址，不是临时起意。他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并且提前做好了准备。他并不是为了熟悉环境才去印刷厂的，而是为了在别人还没有注意到它的时候，先一步取走他想要的东西。”

　　当天下午，陆卫东沿着印刷厂旧址附近的那条街走了一遍。那条街上的梧桐树比路宽，铺开的树荫罩住了大半条街。他在街角的一家小卖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对面那栋旧厂房——墙皮已经脱落了大半，窗户没有玻璃，只剩下铁框。当年他应该站在那扇没有玻璃的窗户前，朝外看过这条街。他知道自己拿到了什么，也知道那些地址对应的是什么人。他不是在报复某个人，而是在确认自己是否还能联系上那个他曾经属于却未能留下来的地方。

　　他转身朝来时的方向走回去，在梧桐树的树荫下走了一段路。阳光落在树冠之间没有被照到的位置，在他的脚边铺开一片间断的光斑。他知道自己不需要再把这条线索继续往前推了。那些名字和地址已经找到了对应的人，而那个人也在一步一步地靠近他已经没有选择的位置。他一直沿着自己的路线走，从印刷厂的临时工登记簿到那间废弃房间的门口，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接近了他能够抵达的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