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缺口

四月第一周，哈尔滨的风终于带上了暖意。路边的杨树冒出了嫩芽，灰白色的枝条被一层薄薄的绿意覆盖，在午后的光线下显得柔软。松花江上的冰已经化了大半，江面泛着浑浊的灰蓝色，偶尔有船只从下游缓慢上行，在远处留下一道细细的尾迹。

　　那天下午，陆卫东刚从后楼实验室出来，走过一楼大厅的时候，收发室的老孙叫住了他：“陆组长，有你的信。”他递过来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处有轻微的磨损痕迹，像是已经被开封过一次。信封上没有署名，只写了一行字：黑龙江省公安厅特案组转陆卫东收。地址栏是空白的，没有寄件人信息，只在右下角用圆珠笔写了一个“张”字。他把信封拿在手里，没有急着拆，先问了老孙一句：“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下午。邮递员刚送来的那一批。”

　　陆卫东道了声谢，拿着信封上了楼。

　　陆卫东在走廊尽头站了片刻，日光灯管的光线落在信封表面，他注意到封口处有轻微的翘起——那不是寄信时留下的，而是被人打开过之后又封上的痕迹。他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在桌前坐下，拆开信封。信纸是叠好的，但他展开的时候，发现边缘比较平滑，像是被压过一段时间。纸上没有字。他没有立刻放下，而是把信纸翻过来，从不同角度看了看，仍然什么都没有。

　　他拿起信封对着光看了看内侧，没有发现夹层，但他注意到信封底部内侧——靠近封口线以下约一厘米的位置——有一道细长的压痕，像是纸面上曾经被压过一支笔。那道压痕很轻，不仔细看几乎察觉不到，但确实存在。他拉开抽屉，把一周前收到的上一封信的信封拿出来，放在一起比照。新信封的压痕位置和上一封不同——这次更靠近封口边缘，而且弧度更小，像是一个人写信时习惯性地把笔搁在纸上停留了一下再移开。这说明什么？可能是同一个人，但写信的状态在变。他坐在椅子里想了一会儿，又把信纸重新看了几遍，确认没有其他痕迹，然后拿起电话，拨了孙队长的号码。

　　“那封信又来了，还是空白的，还是南岗区的邮戳。”

　　“又是空白的？”孙队长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掩藏的意外，“那他寄这封信想干什么？示威？”

　　“他在确认一件事——我们还在不在追。所以他在等。等我们回应。”陆卫东说，“另外，你那边有进展吗？那本抄录本和刘建平的事，有什么眉目没有？”

　　孙队长顿了一下：“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刘建平，当年那个负责抄写通讯录的学生，我找到了。”他的语速比平时略快一些，“他在牡丹江本地上班，在市物资局当科员。我刚跟他见完面。”

　　“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确实抄过一份通讯录，但不是自己要的。是有人托他抄的。”孙队长的声音压低了，“那个人当时已经不上学了，是之前一届的毕业生，比他们早一年，但还在牡丹江本地活动。那人找到刘建平，说要一份班上同学的地址，理由是帮家里做生意，想联系以前的熟人。刘建平当时才刚毕业不久，不太会拒绝人，就抄了一份给他。”

　　“那个人叫什么？”

　　“刘建平说没记住全名，只知道姓张。他描述了一下特征：瘦高个，戴眼镜，说话慢，看着挺斯文。毕业以后也没怎么联系过，抄完那本通讯录以后就没再见过了。”

　　“刘建平是什么时候把抄录本交给他的？”

　　“毕业那年暑假。他说当时还没正式分配工作，在家闲着。那天晚上他带着抄录本去了一中门口，那个人骑着自行车来的，拿了本子就走了，连句多余的话都没说。”

　　陆卫东在电话这头没有立刻回应。他想起牡丹江一中门口那条街道，想起路灯底下那个位置——如果一个人在夏天傍晚站在那里等人，确实不会太引人注意。如果那个人1982年毕业，比刘建平他们早一届，那他在1986年也就二十六七岁，年轻，不引人注意。

　　“那本抄录本上的地址，是从哪里来的？”

　　“刘建平说是照着纪念册的样稿抄的。当时纪念册还没正式印完，排版后的样稿被班里负责联系印刷的同学从厂里借出来校对，他借来抄了一天。”